我那小小的邮局

活至今日，有三处邮局，与我的人生关系密切。之所以要写写它们，非是没什么可写了，而是因为我从和它们的关系中，也感受到了时代嬗变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北京体现得尤为分明。

戴中学校徽至下乡前的五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去一次邮局。自然，是哈尔滨市的邮局。我家当年住的区域很偏，接近城乡结合部。远在四川工作的父亲每月往家里寄一次钱，而哥哥上大学了，持汇款单去邮局取钱，遂成非我莫属之事。通常，家里一接到汇款单，我便及时给父亲写一封信，接着去往邮局，又取款又寄信。

在60年代的哈尔滨，在我家所住的那个偏僻区域，还没有街口邮筒。人们即使要寄一封信，也必得去往同一处邮局——共乐邮局：共乐是街名。从我家到那儿半小时左右。说是邮局，其实面积很小，营业空间只不过十二三平方米，叫“所”似乎更恰当些。出现在邮局的人，寄信者多，偶有取包裹的。空间虽小，却不太有挤满了人的时候。但入冬后，十二三平方米的空间就得安置炉子吊起烟囱来。否则，业务员和寄信取包裹的人，都会冻得没法在“局”里待。

那小小的邮局内外曾发生三件事，给我留下极深之印象：

一件事是——我正取钱时，进入两名公安，将一名二十多岁的女业务员铐上手铐带走了。后来听说，她在售邮票的时候，经常多给予她的对象几张；而他去往别的邮局，在门口廉价兜售，一张邮票可赚几分钱，就像今天的“黄牛党”倒卖火车票那样。邮票少了，邮局是要调查原因的；她坚称肯定是神偷所为。我目睹了那件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对小小的邮票特敏感，因为它居然也能使人犯罪而觉得其具有某种邪性。说到底，是因为我未免同情那营业员姑娘和她的对象——倒卖十几张内外勾结而多得的邮票，也不过才能赚几角钱呀！就算那是变相的贪污行为，那种贪究竟可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第二件事是——春节前，一名少女在往信封上贴邮票时，棉袄挨到了炉子却浑然不觉。待别人闻到烟味儿，她的棉袄已烤出了一个小的焦洞。其棉袄有外罩，是半新的花布衣。而棉袄确是崭新的，还是绸面的，连袄内的棉花也是新的，白得很。估计，她是要等大年初一那天才脱去袄罩，穿绸面的崭新的棉袄漂漂亮亮地过春节。少女在邮局里伤心地哭了很久，边哭边说，她不敢回家了，妈妈会生气的，爸爸甚至会打她的。当年的中国人，也不懂什么维权不维权的。断不会认为，自己的棉袄烤着了，邮局有什么责任。即使谁竟也这么认为，那又有什么用呢？难道邮局会赔她一件崭新的绸面的棉袄加一件袄罩？或一笔钱？——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连两名营业员也只有予以同情而已……

第三件事发生在“文革”初期，发生在邮局外——一些红卫兵现场批斗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家住邮局附近，对其“反革命罪行”抗拒不认，往常往邮局里塞上诉信，而且信封上写的是“北京毛主席”收。任谁都看得出来，他已精神失常了。但红卫兵们斗他斗得特来劲，打他，用皮带抽他……

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以后，十年里除了取稿费汇款，没怎么到邮局去过。要去，自然便是北太平庄邮局。营业面积宽敞，窗口多。我觉得，只有那样的邮局，才对得起一个“局”字。除了家信，我所要寄的大部分信件，都由编辑部的办事员集中代劳了。很惭愧，在十年里我占了公家便宜，不少本该贴自己买的邮票的信件，我没那么做过。算起来，比之于当年那名从邮局里被铐上手铐带走的姑娘，其实我的行为要算“贪污数额较大”。但家信我还是自己寄的。那很方便，北影门口就有邮筒，每日开三次呢。80年代后，不远处又有了“黄帽子”邮筒，邮票贴够了，可以“航空”速度处理。总之，将家信投入邮筒，比交给编辑部的办事员会早到两三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