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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厂里越来越孤立，原因之一是前不久提交的业务改良报告被公开了。报告的内容是，若提高效率，能把人员缩减到三分之一，反过来说，目前有相当数量的人在磨洋工。软弱的人总是怕被说穿事实，而且讨厌说真话的人。

我的朋友本来就没几个，其中的葛西三郎最近也不理我了，大概觉得这样对他的社会生活更安全，他也是个软弱的人。

我想这种状态大概不会持续多久，事实证明这预感很准确。可我没料到结果会这样。

“我和厂长商量后决定了。反正你也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手头没多少放不下的活儿。”班长并不看我，而是看着桌上的文件跟我说话。

以前他称我“你小子”，最近变成“你”了。他跟我说的是调动的事。下午上班铃一响，我就被叫到他那儿。据无能的班长说，第三制造厂提出想调一个人去他们的生产线，工作内容是站在传送带旁组装机器。三厂人手不够也难怪，那儿出了名的工资低，工作条件恶劣。他们一提调人，混账班长就选中了我。

我无语。留下一堆不好好干活白拿工资的闲人，却要赶走一星期提交两份报告的人，真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我真要抓狂了。“惹事的要赶走，对吧？”

班长装出满脸怒容：“说什么呢？没那回事。”

“可我现在手头的工作量比谁都多。明白道理的上司绝对不会选中我。”

“你是说我不明事理？”

“我是说这车间多余的人扫扫一大把，都是些人渣。”

“你就是因为说这么偏激的话才被大家孤立的。”

听到这儿我瘪瘪嘴。孤立？刚才还说不是这样，马上就说漏了嘴。像是意识到了自相矛盾，他干咳一下，打圆场似的说：“我想尽量在维持团队团结的前提下去对付人事变动，这是事实。不别往坏处想。”

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像赶苍蝇似的摆摆手：“就这事儿，你回去吧。”

我走到门口又转过头来。“什么事？”那一脸穷酸相的家伙看着我。我感觉自己的脸颊在拉紧，对这个废物说：“垃圾！”

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开门出去。

回到车间，几个工人偷偷往我这边看，我看过去，他们马上躲开目光。大家像是知道了调动的事。谢天谢地，这天一直没人靠近我。看见他们嘴脸的一刹那，我觉得心中的憎恶就要爆发了，这很可怕。

下了班我没有直接回家，在夜晚的街头茫然地走着。空虚和愤怒交替袭来。

我在想，如果是在遭遇事故之前会怎样？要是从前的成濑纯一，就不会被选为调动的对象了，因为不惹眼，是班长最好使唤的部下。可像以前那样不能坚持自己的想法能说更幸福吗？我甚至弄不清楚从前的我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不能忘记的是，目前我还弄不清，现在的人格是不是真的是自己的。

我信步朝酒馆走去。

我知道酒精不好，想起那次喝醉了撒野的情景就明白它对脑功能影响很大。可有些夜晚非喝不可，比如今晚。

我摇摇晃晃地进去。酒馆很小，小得推门而入就要碰到吧台前的椅子，不过里头还有点空间，摆着一架黑色的钢琴。我在吧台的正中间坐下，要了杯加冰的‘野土鸡”尾士忌，客人除了我还有一对男女，像是熟客，和调酒师亲昵地说着话。

仔细想想，对从前的自己来说，一个人进这样的店是不可想象的。不光如此，从前我一个人去喝过酒吗？

班长想把我赶走的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大概是因为不好对付，碍眼无疑也是一个原因。曾经老实的部下某天突然变了个人，任谁都会困惑。

环境变化？真是笑话！

堂元博士一定在隐瞒着什么。那天的精神分析——他们称它为“自由联想”——中，我一定是有了什么异常行为。他们其实不提，是害怕我意识到什么。是捐赠者，还是手术本身的失败？不管是什么，必须面对的是，我屡次提起的人格变化不仅仅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