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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三天后，我决定去上班。本想再歇几天，可在家也无所事事。还有，媒体的电话总是不期而至，上电视、座谈，甚至还有人问我要不要出书。真想怒吼一声“我不是摆设”。得控制住情绪去一一回绝，弄得我筋疲力尽。

所以我想提前去上班，可今天早上醒得很痛苦，又做了那个脑袋被打穿的梦。现在记忆已经不会模糊了，可刚起床时还是头重脚轻了好一阵子。出事以来一直没变的是，早晨照镜子时我总会紧张，觉得镜子里出现的是陌生人。

我在洗脸台前洗脸，对着镜子点点头，暗道：“这是自己的脸。”但还是觉得哪儿不对劲，这真令人不安。

我想起了昨晚的事。在一瞬间——即使一瞬间也不行——我觉得阿惠的雀斑很丑。不该那么想的。

她不经意间说的话也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要是把脑全换了呢？那样也还是你吗？”

不对，那样就不是我了。复杂的道理我也不懂，但我想，现在认为我是我自己的心，是由脑支配的。如果脑换成了别的东西，我的心也就跟着消失了。

那么，像这次手术一样，一部分起了变化的情况会如何呢？现在我脑装里装的脑，和遭枪击前的脑无疑不能等同，这样的脑所支配的心，能说和我原来的心一样吗？

我弄不明白了，头也有点疼。

我用水洗洗脸，又一次看看镜子。这个问题就别想了吧，它只该被放入奇怪的潘多拉盒子。一定有办法说清楚的。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还是原来的我，抱着阿惠的感觉也和原来一样。

忘了雀斑的事吧。

上班后，我先去了班长那儿打招呼，然后和他一起去了车间主任和制造部长那儿。看到我，上司们的反应大同小异——先是满脸吃惊，接着怀念似的眯起眼，然后开始说话，语气听起来简直像是每时每刻都在为我担心，但他们在我住院期间没有捎过一句问候。

一通招呼过后，我和班长来到车间。拉开一道隔音门，各种噪音直飞过来：旋盘、球盘的马达声、升降机上下的声音，还有臭味：溶接机发出的气体、金属和机油的臭味。

这个车间里的工人根据客户的要求对各种产业机械进行组装和调试。车间里干活的多达数百人，我所在的制造服务班连班长在内共有十二人。

到了我们车间，班长把大伙儿叫来。他们像是马上注意到了我，小跑着聚了过来。

班长说话的时候，我挨个看大家的脸。只不过三个多月没见，看样子像是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张脸都毫无生气缺乏活力。那几个经常挖苦我的老员工，我简直怀疑他们是不是哪儿病了。

我向大家道歉休了这么久的假，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生复原，请大家不用担心。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脑移植的事，就没有提上午我的任务是给葛西打下手，修理调试新型溶接机，目的是回忆工作要点。刚开始我有些困惑，但马上就想起了顺序。

午休时我和葛西去了职工食堂。坐下后，葛西问：“你觉得车间气氛怎样？”

“还不坏，不过有些失望。”

“失望？什么意思？”

“工人们的劳动欲比想象的还差。可能因为离得远才看得清吧，大多数人懒懒散散。这样拿工资的人，没资格对上头的不良行为发怒。”

“真不留情面。”葛西看起来不太高兴，“这话在班里其他人面前可别说啊。”

“我没想说，别人听到了也无所谓。本来就是嘛。”

葛西拿着叉子的手停在半空，一副看到了讨厌东西似的表情。

第一天工作结束后，回家路上我顺便去了趟书店。阿惠系着围裙在屋子里等我。满屋肉酱的味道。听说我上班了，她有些吃惊。

“你不在家我很担心。你不是说明天去上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