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汉

1903—1990

莫利·卡拉汉，出生在多伦多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圣米迦学院。卡拉汉是加拿大当代负有盛名的老一代小说家，他的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更为人称道，其创作风格与海明威颇有相似之处。主要作品有：《中断的旅行》（1932）、《这就是我爱的人》（1934）、《珍爱的与失掉的》（1951）、《多色的外衣》（1960）、《重新接近太阳》（1977）。此外，还有《卡拉汉短篇小说选》，文学回忆录《在巴黎的那个夏天》（1963）记述了1929年他在巴黎与海明威、司·菲茨杰拉德、乔伊斯等欧美作家的交往。

会见乔伊斯

一天傍晚，喝开胃酒的时刻，我们在林荫道上遇见麦卡曼，他问：“你们今晚干什么？”

“同往常一样，不干什么。”

“我正要上三驴餐馆与乔伊斯夫妇共进晚餐呢。不想参加吗？”

吉米·乔伊斯！“不行吧，”我立即答道，“据我了解，他不愿见陌生人，而且不肯谈论任何人的作品。”

“谁告诉你这些的？”

“海明威。”

“噢，胡说，”他噘起嘴表示鄙夷，“你们难道不想见见吉米？你们会喜欢他的，也会喜欢他的夫人诺拉。”

“我们当然想见见乔伊斯啦。”

“那么，一个半小时后在三驴餐馆见。”说完他便走了。

听他的口气，仿佛任何人都可以随时会见乔伊斯。他称呼他吉米。然而，西尔维亚·比奇却不断为他挡驾，因为有几十位英美学者在竭力接近这位爱尔兰大师。麦卡曼究竟有什么魔法？难道乔伊斯也同我一样暗暗尊重麦卡曼，而且喜欢和他一起喝酒不成？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真相的。黄昏时候，我们朝三驴餐馆走去，无拘无束地像走近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样。

这家餐馆在蒙巴纳斯码头附近，那儿的菜肴挺有名气。刚进餐馆的右侧，我们便看见麦卡曼和乔伊斯夫妇坐在一起。这个爱尔兰人的形象同任何电影明星一样，我们一看便知。他块头不大，肤色黝黑，眉目清秀，戴着一副深度眼镜，穿一套雅致的黑色西装。他那彬彬有礼的举止使我们随和大方地入座，他的妻子面目和善·喜笑颜开，给我们以巨大的母亲般的慈祥感。他们两人都谦逊质朴，毫无架子，我不可能来繁文褥节的一套，甚至不好意思说：“先生，您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乔伊斯立即打开话匣子，侃侃而谈，同我事先获得的印象截然两样。他说话的声音柔和悦耳。他的幽默依赖于双关词语的运用，这使我感到惊异。即使在简短的交谈中，他都在轻松地玩弄文字。不过，他讲的妙语一个也没有惹得他妻子笑出声来；这时我记起麦卡曼讲过的故事：有一次，乔伊斯的妻子这样询问幽默巨著《尤利西斯》的作者：”吉米，我们家里可有一部爱尔兰式的幽默书籍？”

无论交谈什么，我一直感到诺拉和颜悦色。桌上的菜肴，洁白的桌布，我们自己交谈的声音，餐馆里的一切都仿佛告诉我，乔伊斯在《尤利西斯》的结尾部分所写的莫利·布卢姆的那些美妙的内心独白，全都来自坐在我对面的这位女人；她整个的秘密，夜间的思索和渴望，统统囊括其中了。我这样想着，变得有些不好意思，不敢正眼看她。但她那沉静慈祥的母亲般的风度，很快驱散了我头脑里的这一切胡思乱想。她同乔伊斯一样，随和大方，和蔼可亲。他们俩都从容自在地闲谈着。

乔伊斯的声音突然使我颇有感触地想起了我的家人。我说过，我父亲专读诗歌，不看诗以外的现代作品。他虽然喜欢音乐，却从不听爵士乐。安德森的小说他也不愿读。我原以为他对试验性作品绝无兴趣。一天晚上，当那本载有我的第一篇小说的杂志《拉丁区》寄到家里，同期还有乔伊斯、庞德、斯坦、海明威等人的作品，我父亲却坐在厨房尽头的桌边读了起来。没读多久，他便开始咯咯地笑。他脸上呈现出的滑稽神情令我惴惴不安。我从他背后走过时瞟了一眼，看他正在读的是哪一篇。他在读乔伊斯的《进展中的工作》，这是小说《为芬尼根守灵》的一个片断。我猜父亲会说些苛求贬抑的话，于是严肃地问他：“得啦，有什么好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