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格里耶

1922—2008

罗布－格里耶，法国作家。生于布雷斯特，原为农艺师。1955年后任巴黎子夜出版社的文学顾问，并从事写作和摄制电影。作品有小说《橡皮》、《窥视者》、《嫉妒》、 《快照》等，电影剧本《去年在玛丽亚温泉》。他编导的影片《不朽的女人》(1963)获德路克电影奖。

克洛德·西蒙

克洛德·西蒙其人，与所有伟大小说家所显示的风貌一样，自始就表现为一种双重性的形象：作为人的一面和作为作家的一面。作为人的一面，即作为知名人士那样的面貌，或作为朋友那样的面貌，或者，某一次晚间电视“作家答问”节目小小屏幕上人们看到摄像机威逼下被弄得手足失措的一位先生那样的形象；作为作家，也就是人们从阅读他写的书所再现出来的形象。即便是这样两种形象，也都不是单义的：如作为朋友，他的真正面目也与贝尔纳·皮沃导演下作为一个平庸演员表现出来的形貌大不相同。至于他那模糊不清的侧影——或者有时相反，他刻划得比较清晰的面影，即阅读他的作品后在我们想象中形成的形象，也是复杂多变，自相矛盾的：人们读他同一本书可以通过一百种方式去理解，并可以赋予写这本书的人以一百种面目。

在布莱希特戏剧大为盛行之时，对于布莱希特人们纷纷谈论他的马克思主义戏剧，说他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辩证理论家，或者相反，说他是为雇主作鼓吹的传道士，这时，罗朗·巴特却宣布说：“关于贝托尔·布莱希特，他喜欢抽优质雪茄这一项，人们谈得很不充分，”罗朗·巴特这一说法使得人们大为惊奇。对于克洛德·西蒙，有关于此，似乎也是谈得很不充分的。

在五十年代末期，批评界对克洛德·西蒙总算青睐有加，开始重视他了，但是，那也无非将他看作是制造恐怖感的知识分子团体中之一员，这个团体其实并不是什么严密的组织，这就是后来文学史上称之为“新小说”的便是。这个团体，与一个文学流派，不可同日而语。团体内部每一成员各自走各自的道路，他们选定的方向看来也应当是彼此相距甚远的，甚至互有分歧，如果不说是对立的话。大学的理论批评家很快就把他们当作别有新鲜滋味的上选食品抓住不放，并且在精神才智方面那也是最适宜于作出各种激动人心的解释的(如梅尔洛—蓬蒂生前在法国学院开讲关于克洛德·西蒙的课程），与此同时，广大报刊出版界也卷入关于新小说的论争；巴黎文学界也对之议论纷纷，很快就超出我们各自原有的分界线，倾向于(难道我本人也曾促进这种演变？)将这许多彼此相异的作家拉在一起混而成为一体。

克洛德·西蒙所特有的抒情性激情，娜塔利·萨罗特对形成人类关系组织中种种细微的攻守运动所进行的精细的活体解剖，以及关于描写人似乎被排除在外的那个冷酷世界加之于我的所谓“客观主义”，其间都有许多显著的区别，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的，毋需多说。但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批评界加于我们所有的人(反对我们？)“新小说”这个命名本身，也只能有助于公分母的缩小。这样一来，如果有哪一位专栏作家对团体内部透露出某种对立现象加以强调的话，那么，按照那个分而治之的奇妙的老办法，这就有了赞扬一个打击一个的口实了。这样一来，也就可以一举将文学复兴的大趋势一笔勾销，而这种复兴无可置疑是本世纪中期法国小说十分突出的标志。

我们的敌人(他们并没有死绝，远非如此！）到处散布新小说的小说家的标准像，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克洛德·西蒙都是用不上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我们几乎都被说成是抽象的、冷冰冰的、教条式的、没有躯壳的一帮理论家，我们写出的作品是任意胡来，我们写的文本，晦涩艰深，或者根本看不懂，完全不具备可感性，是与生活完全隔绝的。必须等待三十年，这样一个荒谬的形象才开始渐渐消退。有一些所谓阅读我的书的读者，在外出旅行途中，遇到我本人，看到我也热爱大自然、美酒或美丽的少女，大为惊奇，这样的事谁知发生过多少次？只有在八十年代开始之时，公众对我们新发表的作品看来感到有某种热情的亲近感了，如克洛德·西蒙的《归营田园的人们》(Les Georgiques〉，娜塔利·萨罗特的《童年》（Enfance)，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L’Amant),或我自己的《重现的明镜》（Miroir qui rev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