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真切的渴望

从2001年秋末和随后的整个冬季，到2002年春夏，父亲一直在问我是否可以带他回家。但他从未说明，到底是要回母亲的家，还是我的家。或者，有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只要看见我起身准备离开，无论我打算前往何处，他都会问是否可以带上他。他问这些问题时那副充满渴望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将近60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时，我大约7岁，父母将我送进了缅因州的一个夏令营。虽然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大到可以离家，父亲却认为，我要是能克服害羞的毛病，或许一小段独立时光对我是有好处的。他也相信，只要跟其他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交上朋友，并迷上诸如“彩色大战”等夏令营活动后，我或许就不会像母亲担心的那样，想家想得太厉害。很快，他便发现自己错了。

“你寄给我们的信全都很不开心，情绪从可怜转变到了哀怨。‘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你们什么时候接我回家？’”不过他说，“每次我们驱车一路来到夏令营（我们应该去了好几次，因为你的信简直像那些全然绝望的名著），你都会显得很吃惊，纳闷儿我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因此，跟夏令营的顾问或主管谈过之后，“你母亲和我又释然地回波士顿去了”。可接下来，他说，“我们刚一到家，又会收到一封新的来信，而且甚至比前一封更悲伤！

“我想，我们最终还是在闭营之前将你提前接回了家。你那几乎每天一封的来信，简直让我们受不了……”

那应该是1943年或1944年的事。我依然记得每天下午顺着楼梯爬上夏令营主管办公室买邮票的情景。只有如此，我才能告诉父母，被他们抛下的感觉有多么可怕。如今，父亲成了孩子，而我则成了他仰赖的那个大人。这一次，换成他不停地询问还有多久我才能带他回家。

当然，有的时候我到疗养院时，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或露辛达的陪伴中。甚至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或许还会有种自己的出现很多余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并不会持续太久。到我离开之时，即便父亲没有要求跟我一起走，他也会一直目送我走向车边。

我不能将父亲带回家，带回我居住的那个又小又孤独的镇子。我的确时不时地琢磨过，如果能构建出一套坚实的支持系统，他或许就能回到与母亲同住的那套公寓。他们一直住在那套公寓里，直到6年前父亲搬进这家疗养院为止。然而，他的渴望看起来这般强烈，而我要面对的后勤问题又如此复杂，所以我总是第一时间便将之抛诸脑后。真不知道，任何类似的计划从医学角度来看是否可行。但这个念头又如白日梦般挥之不去，时不时就会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然而，他一再的恳求虽然让我难受、挣扎，这个想法却依然无法付诸实践。

然后，冬末的一天夜里（2002年3月末），我向西尔维娅提起此事。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最近也开始产生同样的想法。她说：“你知道的，他现在总是问同样的问题。‘到回家的时候了吗？’”因为不想显得太冒昧，她措辞很小心。她说，她开始思考他是否真的需要再继续待在这里。“如果你想带他回家跟你母亲住，我要是能找到可以信任的人跟我轮班，我想，我还是可以去照顾他的。”

我很感谢她的好意，并告诉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同时也想跟亚历杭德罗和露辛达谈谈。我也想过是否要跟父亲的信托律师谈一谈，因为他至少在理论上跟我分享过一些他有替父亲做决定的责任。

我先找了亚历杭德罗。时至今日，他已经仔细观察了父亲好几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问他必须为此事付出的医学代价，也没有说西尔维娅提议照顾父亲的事；我脑中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我觉得或许是最难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