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患病之初

1994年，我父亲88岁。

也正是这一年，他被诊断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父亲是一位神经病学家，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经验颇丰，还在哈佛大学一家大型教学医院任教多年。为他确诊的医生，正是他曾经的学生。

他记忆力出问题的先兆约出现于4年前。有时，他绞尽脑汁也记不起某个熟人的名字；有时，他会突然忘记打算用来说明某个观点的一组论据；有时，他还会在原本具有说服力的说话过程中突然变得语无伦次。

但父亲社交能力极强，每次都能轻松化解那些尴尬瞬间。面对自己的错误，他会先自嘲地一笑，接着也许会递给我一杯白兰地，然后坐下来问问我工作怎么样；有时，他也会跟我聊聊正在看的一本书，或分享一件工作中碰到的趣事。

因为喜欢不慌不忙地卷烟，所以他有时会点燃烟斗。香烟袅袅、萦绕他周身的模样，常让我想起多年来那些给我带来安宁和抚慰的父子谈话，以及父亲在言谈间流露出的那种轻松、自信和冷静。

父亲和母亲住在波士顿。自1991年起，他晚上到附近的科普利广场散步时就开始迷路了。三个小时后，回到家的他或许会声称自己跟一对前来观光的夫妇交上了朋友。那对夫妇不是来自伦敦，就是来自日内瓦。或者，他会说自己去了公寓附近那家布登勃洛克书店，跟在那碰到的一名留学生聊了会儿天。当然，他要是出去得太久，母亲肯定会非常担心。我想，他那些有趣的描述，多半都是为了让她安心。

尽管有时会精神错乱，父亲仍旧每天非常努力地找事情做。他一直致力于追寻某些病理行为在精神病学上的起源。因此，虽然他那时已不再行医，却决定完成一些论文，总结多年研究所得。我有个朋友[1]在当地大学担任助教，他不仅帮助父亲组织思路，还会帮他梳理字句，让文章读起来更加流畅。有时，如果父亲提出要求，我也会帮他一起整理。

然而不久，父亲就因为坐立不安无法再集中精神了。工作一两个小时后，他便会把那些材料推到一边，从桌前站起身来，披上夹克（要是天冷，还会穿上大衣），穿过门厅，径直走到附近的大街上，开始另一段晚间之旅。

1992年的一天晚上，父亲把我叫进他公寓的一个房间——这里一直用来存放他那张老诊断桌和以前办公室里的一些东西。他说要跟我商量些事，但他还没想好要不要把这些话告诉母亲。[2]

他关上门，我们刚坐好，他就立刻滔滔不绝起来。他的用词十分形象，比如，那些被他称为“更新、更具体的迹象”，显然都是“神经学”上的问题。他再次确定门已经被牢牢地关上，之后才开始跟我解释他所谓的“更新、更具体的迹象”是什么。

他说他中了“咒语”，接着又说这种被他称为“遗忘咒语”的东西并非记忆丧失，而是某种“信息的完全重组”。这些“阵发性的意识中断”，都被他视为“突然与外界中断的联系”或“一次明显的‘能力’障碍”，持续时间“或许只有一毫秒、几秒，或稍微再长一点儿”。他说，这些情况出现前，都会先有某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预兆”，类似癫痫发作前的预警。

遇到这类事件，人们惯常的反应是迫切地为自己考虑，而父亲言谈间的口气，却仿佛在努力与之拉开距离。如此一来，他才能像个饶有兴致的观察者一样，淡定从容地谈论它们。

“作为一名神经病学家，我可以做到精确定位。”

他不仅这么说，而且认为他观测自身的这些记录对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们来说是有潜在价值的。因此，他把那台曾经用来记录口述病人情况的录音机插上电，开始记录我们接下来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