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人在重蹈楚国宫女的覆辙？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李商隐《梦泽》

谈起李商隐诗，我们马上想到的往往是他的七律，其中又以无题诗为甚。这也难怪，毕竟那些都是备受历代论者推崇的作品，我们想不记得都难。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若是能有一首作品传诵后世，就已经是很好的福报了，而李商隐却是有许多首诗被后人记取，这说明他不仅有福气，更有大才气。

不过，李商隐的七律虽然好，却不是他用力最多的体裁。现存下来的李商隐诗集里，总共有接近六百首诗，其中七律是一百一十七首，占的比例可谓不小，然而七绝的比例更大，有一百九十二首，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是诗集里数量最多的体裁，可见诗人的用心所在。

从水平上看，李商隐的七绝，如果不说比他的七律好，那么至少也是平分秋色。叶燮在《原诗》里甚至这样说：“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叶燮认为，李商隐的七绝古今第一。这个赞誉看似吓人，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刘咸炘先生在《学略》中说：“绝诗最难，而今人视为最易。”是的，各体诗中，以七绝最为难写，它只有二十八个字，很短，然而学诗之人多忌从七绝入手。陈沚斋先生在《历代七绝精华序》（收录于《沚斋丛稿》）一文中说：“七绝易学难精，古贤是叹。”这是因为，七绝容易上手，但很难写得精彩，如果刚学写诗就在七绝上用力，往往陷溺于浮浅之中而不得出。陈先生建议初学写诗者先写律诗和古风，待腹笥与阅历都丰了，再尝试写七绝。这个建议可谓金玉良言。

绝句分五绝和七绝。五绝以古体为正宗，今人熟悉的五绝，如孟浩然的《春晓》、柳宗元的《江雪》，押仄声韵，都属古体诗。而七绝则以近体为正宗，多使用律句、押平声韵，规矩比五绝绵密。但七绝比五绝难写好，不在于它受到的限制多。比如律诗的规矩比古风多，却比古风容易写，因为古风对学问的要求更高，作者若是积淀不足，往往难以驾驭。

七绝难于五绝，在于它对作者天分的要求高。五绝虽然字数比七绝少，但它以古体为正格，古体的佳境是“重剑无锋”，越朴拙越好，技巧多了反而显得卑弱。如柳宗元的《江雪》，全用实词织成，却兴味高远。

七言不如五言苍古，因此七绝必须精警，这就需要讲究运笔，如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李商隐的“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都有关键的转笔，使全诗警拔起来。精警，就意味着你要在二十八个字的狭小天地里腾挪出新，这需要极高的天分。陈沚斋先生说：“传统诗歌诸体之中，余意以七言绝句为最尊。”因此可以这样说，七绝是最适合天才施展拳脚的诗体。

陈沚斋先生评说各体诗：“古诗可以学问阅历养之，律诗可以工力词采足之，而七绝则纯乎天籁，不容假借也。”的确，唐代以来有名的诗家，大多能写好律诗或古风，然而精擅七绝的诗人却不多。根据整体质量严格算起来，唐代能称得上七绝大家的，是王昌龄、李白和李商隐，宋代是王安石，清代则是龚自珍。可谓屈指可数。就连功力深厚的老杜，律诗与古风登峰造极，却不能兼擅七绝，可见此体之难。

李商隐就是精擅七绝的天才。

《梦泽》这首七绝，作于唐宣宗大中二年，其时李商隐从广西北返，路经洞庭湖，遂有此作。“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梦泽是地名，在洞庭湖一带，古属楚国；白茅是楚地常见的一种植物，春秋时期，楚国每年向周天子进贡茅，《左传》：“尔贡包茅不入。”有一次齐国伐楚，理由之一就是楚国没有向周天子贡茅。李商隐此诗首句，暗含兴亡之感。第二句的楚王，指的是春秋时期的楚灵王，这位国君喜欢腰细的女人，宫女为此经常节食，求得细腰以迎合楚王。后人因此说：“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