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到了下宾菲尔德后，我们摊开四肢，在草地上躺了很久，农民们在自家门前看着我们。一位牧师和他的女儿跑来默不作声地看了我们许久，就像是看鱼缸里的鱼一般，然后又走开了。我们有十几个人，威廉和弗雷德还在唱歌，打架的那两个人也在，还有个叫比尔的乞丐。比尔一直在向面包商乞讨，讨来了很多馊面包塞在衣服里，贴着他的光身子。他拿出来同我们分，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中有个女的，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女流浪者。她年约六十，身材微胖，面容憔悴，穿了条黑色拖尾长裙，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她摆出一副尊贵的模样，要是有人坐到她身旁，她便会嗤之以鼻，往旁边挪开一点。

“您去哪儿，太太？”一个流浪汉大声问道。

那个女人哼了一声，看着远方。

“得了吧，太太。”他说，“高兴点儿嘛，交个朋友，我们不都是在一条船上嘛。”

“谢谢，”那女人挖苦道，“哪天我愿意和一群流浪汉混在一起，我会通知你的。”

我喜欢她说“流浪汉”时的腔调，就像是让你瞬间看清了她的全部面目；一个内心渺小、狭隘的女性，根本没从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学到什么。无疑，她曾是位受人尊敬的寡妇，因为某些离奇的变故而成了流浪者。

收容所六点开门。那天是周六，按照惯例，整个周末我们都会被关在收容所；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有种模糊的感觉，周日会发生某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登记时，我在职业那一栏填了“记者”，这比填“画家”要真实些，因为我有几次靠给报社写文章挣钱，但这样写挺傻的，因为肯定会招来盘问。我们刚在收容所排成一排接受搜查，所长就叫了我的名字。他年约四十，严肃生硬，有副军人派头，看上去不像别人说的那样专横，但说起话来像老兵一样粗哑。他严厉问道：

“你们谁叫布兰克？”（我忘了我写的是什么名字了）

“是我，先生。”

“这么说你是个记者？”

“是的，先生。”我说道，声音有些颤抖。他再多问几个问题我就要穿帮了，那可能意味着要坐牢。但所长只是从上至下打量了我一番，说道：

“这么说，你是个有教养的人？”

“我想是的。”

他又看了我很久。“那你可真他妈不走运，先生。”他说，“真他妈不走运。”打那以后，他便对我另眼相待，偏爱中甚至带有一丝尊敬。他没有搜我的身，在浴室里竟还给了我一条干净的毛巾独自使用，那真是闻所未闻的奢侈。在一个老兵的耳里，“有教养的人”一词竟会如此奏效。

七点钟不到，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包，喝光了茶，回房里呆着。我们一人一个小单间，里面有床架和草荐，按理说能睡个好觉。但没有一个收容所是完美的，下宾菲尔德最大的缺点就是寒冷。暖气管道供热不足，我们领到的两条毯子是用薄薄的棉花制成的，没什么用处。这时还只是秋天，却已冷得刺骨。晚上漫长的十二个小时里大家都在翻来覆去，睡着几分钟，继而又打着哆嗦醒来。我们不能抽烟，因为偷带进来的烟都藏在衣服里面，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拿到。整条走廊到处能听见呻吟声，偶尔有人开口大骂一声。我想没有人能睡着超过一两个小时。

早上吃完饭，医生检查过后，所长就把我们领进餐厅，锁上大门。房间里石灰刷墙，石头铺地，摆满了饭桌和长凳，感觉非常沉闷，还有股牢房的气味。装了栅栏的窗户太高，没法向外看，除了一只钟和一张印有济贫院规章的纸外，便没有别的装饰可看了。我们胳臂挨着胳臂坐在长凳上，才早上八点，却已经无聊透顶。没什么可做，也没什么可说的，甚至连动弹的地方也没有。唯一的安慰是能抽烟，抽烟被默许，只要别被当场抓住就行。有个名叫斯考蒂的小个子流浪汉没烟可抽了，他胡子拉碴，带有格拉斯哥[1]和伦敦的混合口音，昨天搜身的时候，他的烟盒从靴子里掉出来被没收了。我给了他够卷一根烟的烟丝，我们偷偷吸着，一听见所长来了，就像学校里的男生一样，赶忙把烟塞进口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