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在去埃德伯里的路上，我告诉帕迪，我肯定能从一个朋友那儿弄到点钱，不如我们直接去伦敦，这样就不用在收容所再呆一晚了。但帕迪最近没去过埃德伯里，出于流浪汉的本性，他不会浪费免费寄宿的机会。我们计划第二天早上前往伦敦，我只剩下半便士，帕迪倒还有两先令，这些钱够我们一人有张床睡，还能喝上几杯茶。

埃德伯里的收容所和罗姆顿的没什么差别，但最糟糕的是进门时香烟全被收走了，还警告我们说，只要有人抽烟被抓住，就会被立刻赶出去。根据《流浪法》，流浪汉会因为在收容所吸烟而遭到起诉。事实上，几乎可以因为任何事情起诉他们。不过，当地的执法机关一般都懒得这么做，而是直接将违规者扫地出门。我们俩没事可干，收容所的房间舒服得很。我们两人睡一间，“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也就是说，一个睡木板，另一个睡地上，上面铺着草荐，毯子也够盖，尽管有点脏，但没虫子。吃的和罗姆顿一样，只不过茶代替了可可。收容所所长会以半便士的价格卖给我们一大杯茶（这当然是违法的），这样早上我们就能多喝点茶。我们每人还分到了一大块面包和奶酪，准备带走当午饭吃。

我们抵达伦敦时，救世军寄宿所还有八个小时才开门。说来也怪，我竟会对周遭的一切置若罔闻。我到过伦敦无数次了，但直到那天，我才注意到伦敦最大的缺陷——想找个坐的地方都得花钱。在巴黎，如果你没钱，又找不到公共长椅的话，只管坐在马路边上好了。在伦敦，天知道坐在马路边上会有什么后果，很有可能是被抓去蹲班房。到四点时，我们已站了五个小时，因为长时间踩在坚硬的石板上，脚胀得通红。我们饥肠辘辘，因为刚离开收容所就把发的东西吃掉了，我的烟也抽完了，不过这对于帕迪来说是小事一桩，他拣烟头抽。我们到两家教堂去试试运气，结果都没开门。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公共图书馆，但发现里面没有座位。抱着最后的希望，帕迪提议我们去罗顿之家[1]试试。按规定，七点前他们不会放我们进去，但可以偷偷溜进去。我们走到气势宏伟的大门前（罗顿之家确实气势非凡），故作轻松，努力装得像是常住的房客。我们刚要大摇大摆往里闯，一个在门口晃悠的尖脸男人拦住了我们，显然他是这里管事的。

“你们俩昨晚住在这里吗？”

“没有。”

“那就给我快滚。”

我们只能退出去，在街角又站了两小时。这滋味可不太好受，但我以后不会再用“街角闲人”的说法了，所以这也算是有所收获吧。

六点时，我们去了救世军寄宿所。我们要等到八点才能订床位，而且也不确定到时有没有空床，但有一个军官——他叫我们“兄弟”——同意放我们进去，条件是我们得付两杯茶的钱。寄宿所的大厅刷得很白，像个谷仓，空空荡荡，令人压抑，而且没有生火。两百个穿戴还算整齐，看起来不太会惹是生非的人挤坐在长条木椅上。一两个身着制服的军官来回巡视。墙上挂着布思将军[2]的画像，还有禁止做饭、喝酒、吐痰、骂人、吵架和赌博的告示。为了举个例子，我把其中一个告示逐字逐句抄了下来：

任何人被抓到赌博或玩牌，一律驱逐，绝不宽恕。

举报赌博、玩牌且消息属实者有奖。

当值军官要求全体住客协助保持住宿地远离赌博这一罪大恶极的陋习。

“赌博或玩牌”，这个短语真有意思。

在我看来，救世军寄宿所虽然干净，但远比最差的寄宿所还乏味。这儿有些人给人种强烈的绝望感，他们外表体面，实则已经落魄得把衬衣也当掉了，却仍在找坐办公室的工作。为了保住颜面，住进还算干净的救世军寄宿所是他们最后的挣扎。我旁边的一张桌子坐着两个外国人，衣衫褴褛，但却难掩绅士风范。他们在玩口头国际象棋，根本没写下棋步。其中一个是瞎子。我听见他们说已经攒了很长时间钱，要买一副半克朗[3]的棋盘，却始终没买成。到处都是失业的小职员，他们面色苍白、郁郁寡欢。这群人中，有个又高又瘦、脸色惨白的小伙儿，正激动地说着话。他手握拳头，敲着桌子，夸张且亢奋地自吹自擂。当值的军官走远后，他突然开始咒骂起来，着实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