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周左右，客人多了，工作量也稍稍增加了。我本来可以在餐馆附近租间房，好每天省下一个小时，不过我好像不太可能挤出时间搬家，说起来，我也没时间剪个头发，看看报纸，甚至没时间脱光衣服。十天之后，我终于挤出十五分钟，写信给在伦敦的朋友B，问他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干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每天睡五个小时以上。我真的受不了每天工作十七个小时，尽管很多人认为这没什么。当一个人超负荷工作时，治疗自悲自怜的方法就是——想一下有成千上万在巴黎餐馆打工的人，他们也工作这么久，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不是几周，而是几年。我所住旅店附近的小酒馆里有个姑娘，她一年到头每天从早上七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午夜十二点，只有吃饭的时间才能坐下来。我记得有一次我邀请她去跳舞，她笑了，说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走出过这条街了。她患了肺痨，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后，她去世了。

仅仅过了一周，我们都累得有点神经衰弱了，除了朱尔斯，他一直在偷懒。争吵起先还是断断续续的，现在变得没完没了。大家会连续几个小时不断地发无用的牢骚，每隔几分钟牢骚就会演变成暴风雨般的骂战。“把那个长柄锅拿给我，傻瓜！”厨师会喊道（她个子不够高，够不着放长柄锅的架子）。“你自己去拿吧，老婊子。”我会回敬她一句。这种话好像自然而然地从厨房的氛围中酝酿出来似的。

我们经常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比如垃圾桶，它永远是争吵的来源之一。垃圾桶是应该放在我想要放的位置（那样就挡住了厨师的路），还是应该放在她想要放的位置（那就挡住了我去水槽）？有一次，她为了这事儿唠叨个没完，最后，我完全是为了泄愤，把垃圾桶放到地板中央，那样肯定会把她绊倒。

“现在，你这头母牛，”我说，“你自己搬去吧。”

可怜的老女人，垃圾桶太重了，她搬不动。于是她一屁股坐下，把头埋在桌上开始嚎啕大哭，然后我就嘲笑她。疲劳对人的行为举止就是有这样的影响。

几天后，厨师不再聊托尔斯泰和她的艺术天分了，除了为了工作，我都跟她不说话。鲍里斯不跟朱尔斯说话，他们俩也不跟厨师说话。甚至我和鲍里斯之间也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早就说好了工作时偶尔对骂不算数；不过有时我们骂得太难听，没法不往心里去，而且这种对骂根本不能算偶尔。朱尔斯越来越懒，还经常偷东西——他说是出于责任感。要是我们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一起偷东西，他会管我们叫‘jaune’——工贼。他有一种古怪恶毒的心理。他带着自豪的口吻跟我说，他有时会在为客人端上汤之前，把抹布的脏水拧到汤里，只是为了报复资产阶级的一员。

厨房更脏了，老鼠也更放肆了，尽管我们捉住了几只。环顾那肮脏的房间，生肉放在地上，周围净是垃圾，地上到处都是冷却了的、结了垢的长柄锅，水槽堵住了，上面蒙了一层油脂。我有时会纳闷世界上还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糟糕的餐馆。但他们三个人都说他们到过更脏的地方。朱尔斯看到这些脏东西甚至感到由衷的愉悦。下午没什么活干的时候，他会站在厨房门嘲讽我们工作太认真了：

“你傻呀，干嘛要洗那盘子？用你裤子擦擦就行了。谁会关心客人啊？他们又不知道什么情况。什么叫餐馆的工作？你在切鸡的时候，把鸡掉地上了，你道歉，鞠躬，出去。五分钟后，你从另外一扇门进来，端着原来的那只鸡。这就是餐馆的工作。”等等。

另外，奇怪的是，尽管环境肮脏，员工不称职，让·克塔尔餐厅居然开得很成功。开始几天，我们的客人都是俄国人，是老板的朋友，后来就有美国和其他国家来的外国客人，不过没有法国人。有一天晚上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终于有了第一位法国客人。以至于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甚至忘记了争吵，齐心协力准备可口的晚餐。鲍里斯踮着脚走进厨房，用大拇指指向肩膀后方，怪腔怪调地小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