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白鹿原》创作手记

之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8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袋”，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向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是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上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1985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对中篇小说的各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多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而努力寻找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到至少应该写过10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名曰“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却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而是截止到1985年夏天，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出版（1978年文艺复兴以来）。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引发重视，开会研究讨论，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认真分析，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经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可以考虑进入长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筹划和准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当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上，一望无际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卷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谋已久的中篇小说时，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几乎把自己都吓了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