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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星期三

“国家剧院。”喇叭传出懒洋洋带着鼻音的报站声音，轻轨电车的门弹开，达格芬·图鲁斯踏入湿冷的黑暗中。空气刺痛刚刚刮过胡子的脸颊，借着奥斯陆市内俭省的霓虹灯光，他可以看见嘴里呼出凝结的水气。

现在是一月初，他知道这冬天再过一阵子就会好过些，到时候峡湾结冰，空气就会干燥起来。他开始沿着德拉门路往外交部走。孤零零的出租车从他身旁驶过，就那么两三辆，此外街道彷如空城。对面大楼的互利人寿大钟在黑暗的冬日天空中亮着红光，告诉他现在才六点。

他在门口拿出他的门禁卡。“职务：处长”这行字印在达格芬·图鲁斯十年前的大头照上方，照片里钢边镜框后面的眼睛盯着相机，下巴突出，眼神坚定。他刷了卡，按了密码，推开维多利亚露台大楼沉重的玻璃门。

将近三十年前，二十五岁的他来到这里，此后并不是每一扇门都这么好开。在外交部为有志公仆设置的外交学院里，他没有完全融入周遭人事，因为他一口浓重的艾斯特丹口音，又一身乡土味（有个同期进来的贝兰姆市公子哥就这样说过他）。其他有志于外交官职的人都是政治、经济、法律科班出身，父母不是学者、政治家，就是他们梦想跻身其间的外交部菁英；他自己却是农家子弟，拿的是奥斯区高职农科的学历。他倒也不觉得多困扰，只是心知肚明，有力的朋友对他的仕途很重要。图鲁斯努力学习社交礼仪，又更加努力移植嫁接，弥补不足；不管差了别人多少，有件事他们总跟他一样：他们对人生的目的地都还只有模糊的想法，都知道唯一有出路的方向，就是向上。

图鲁斯签了名，对警卫点点头。警卫把他的报纸和一枚信封从玻璃窗底下推过来。

“有别人……？”

警卫摇头。

“你最早到，图鲁斯，向来都是。信封来自通讯处，昨晚送过来的。”

大楼电梯一路往上，图鲁斯看着楼层号码闪过一个又一个。他认为每一个楼层代表自己生涯的一个时期，所以每个早上都要回顾一遍。

二楼是外交学程的头两年，那些漫长又没有明确答案的政治、历史研讨，还有悬梁刺股熬过的法文课。

三楼是分发驻外。他在堪培拉待过两年，之后墨西哥市三年。说起来算是很棒的城市了。对，没得抱怨。他是把伦敦和纽约列为第一志愿没错，但这两个派驻地是人人争着申请的宝座，所以他也打定了主意，不把这件事看作失败。

四楼，他回到挪威，少了丰厚的驻外加给、房屋津贴，和随之而来的富裕无忧生活。他认识了贝莉特，贝莉特怀了小孩，等到可以申请外派职务的时候，她又怀了第二胎。贝莉特跟他出身同一个地区，每天都要跟她妈妈聊天。他决定再等一等，决定卖力工作，连篇累牍地写报告分析与开发中国家的双边贸易，替外交部长拟演讲稿，随着一路往楼上爬，得到他应得的认可。国家体制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竞争像外交部这么激烈，这里的阶级分隔好明显，达格芬上班就像士兵上前线，头低低的，背掩护好，看到人就开枪。有几次也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知道他已经得到“关爱的眼神”，所以努力跟贝莉特解释，自己可能弄得到巴黎或伦敦，但是贝莉特在他们平淡的婚姻有史以来第一次坚持己见，执意不让。他屈服了。

他往上爬升的态势消失得几乎无声无息。某一天早上他突然在浴室镜子里看见一个被推进支线轨道的处长，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但永远到不了六楼的官员；再过十年左右就要退休的人，怎么可能到得了。当然啦，如果他能搞一条大的，那就另当别论，可是那种把戏弄得好是升迁，弄不好是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