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每天过同样的日子，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变化。也有一些东西不尽相同。我说不上它的名字。

我和丈夫像陌生人一样，在一家诊所外面偶然相遇，我们都是去那里接受某种不尽如人意的治疗的。两人都很不好意思，揣摩着对方在想些什么，感受到一种不安而又窘迫的亲密，疲惫地寻找某种适度的口气和对方打招呼。

米海尔的博士论文即将完成。明年他定有希望成为学术界的名人。1957年初夏，他在内盖夫待了十天，从事考察与实践，为研究打基础。回来时给我们带来一瓶彩沙。

我从米海尔的同事那里得知，丈夫打算在提交论文后争取科研基金，以便能够在美国大学里进行理论地质学的高级研究。米海尔不愿把这一打算告诉我，因为他知道我的弱点。他不愿激起我新的梦想。梦想可被打破。随之而来的便是失望。

麦括尔巴鲁赫地区多年来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渐变。新住宅一直建到西部。铺上了公路。土耳其时期的建筑加上了颇具现代风格的顶楼。市政府在公路两旁安放了绿色长椅和垃圾箱。兴修了一座小公园。以前杂草丛生的空地上建起了车间和印刷厂。

老居民逐渐搬出了居住区。政府公务员与代办处雇员搬进了热哈维亚或施穆埃尔镇。职员和出纳们在市区南部政府住宅基地买便宜的公寓。纺织商和服饰饰物商搬到了洛麦玛。我们留在这里守候这条衰败的街道。这种衰败旷日持久而又让人意识不到。百叶窗与铁栅栏日渐锈损。一个正统派犹太教承包商在我家对面开凿地基，卸下一堆堆沙子与石子，接着突然又将工程放弃。或许他已改变初衷，要么就是人已死去。凯姆尼扎一家离开了这所住宅，离开了耶路撒冷，搬到拉马特沙龙。约拉姆从部队上得到特批，回家帮着收拾。他远远地向我招手。他似乎晒黑了，身穿军装显得很精神。我不能和他说话，因为他父亲板着面孔站在那儿。我现在还能对约拉姆说些什么呢？

传统派犹太教家庭搬进了周围的许多空房子内。新移民，主要是来自伊拉克和罗马尼亚的新移民，也开始到这里定居。这是一种缓慢的变化。阳台与阳台之间拴起了越来越多的、横跨街道的洗衣绳。夜里，可听见有人大声骂着脏话。我们的波斯菜商伊莱贾·莫西阿先生把店铺卖给了总是不断发脾气的一对兄弟。连塔赫凯莫尼正统派犹太教学校的孩子们在我眼里也比旧日野蛮粗暴多了。

5月底，我们的朋友卡迪什曼先生死于肾病。他把一小部分遗产捐给了民族党耶路撒冷支部。把全部书籍送给了米海尔和我，其中包括赫茨尔、诺尔道[55]、雅伯汀斯基、克劳斯纳的著作。他的律师奉遗嘱拜访我们，感谢我们待死者十分和善。卡迪什曼先生是孤身一人。

也是在1957年的夏天，幼儿园老师撒拉·杰尔丁在马拉哈伊大街被一辆军车撞倒之后也去世了。幼儿园关了门。我在贸易工业部找了一份做档案管理员的临时工作。是挚友哈达萨的丈夫阿巴帮我谋到了这个职位。到了秋天，幼时父母的密友、三位老耶路撒冷也去世了。我以前未提过他们，是因为健忘冲破了我的防线。即使尽最大努力也无法抗拒。我想写下一切。但不可能将一切都写下。许多东西无声无息地消逝了。

9月，儿子亚伊尔开始到贝特哈凯里姆小学读书。米海尔给他买了一个棕色书包。我给他买了铅笔盒、铅笔刀、铅笔和尺子。利亚姑妈送给他一大盒水彩。外婆和舅舅给他送来了装帧精美的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

10月份，我们的邻居格里克夫人出院了。她表现出默默顺从的样子。显得安静、平和多了。她人老了，也胖了。失去了那种因未曾生育而具有的雍容、成熟之美。我们再也听不到那些歇斯底里的发作与绝望的叫喊了。格里克夫人接受漫长的治疗之后冷漠、顺从地回来了。她在我们前院的矮墙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大街，边看边闷笑，好像我们的大街变成了一个幸福、开心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