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旧事

傍晚时分，我午睡醒来，妻子靠在床头，说：“《从文家书》读完了。”她把书递给我，我顺手一翻，见到这段话：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北京城南一带，我从没去过。从车窗里往外望去，颇有点旧事味道。沿着红砖墙，我奇怪，怎么不是灰墙，汽车在胡同里拐弯：几棵小槐树下，坐着两位老头。一位老头穿着花短裤，很花，但花得古气，像尘封的扬州漆器。张兆和先生就住在这一带——我与妻子是初次拜访，曾蔷牵头。曾蔷开着车，她说：“我才学会五个月，你们不怕吧。”

几个月前，某出版社编辑老曹，问我如写五四时期作家，愿意写谁，我答沈从文或废名。老曹认为废名照片、材料很少，沈从文多，他说你就写沈从文。这是酒后闲谈，我并没往心里去。不料没多久，老曹就来和我签合同了。这本书要求图文并茂，就得去找沈从文照片，对这类事，我很怕。尽管张兆和在苏州生活多年，我硬凑上去的话，也算是个老乡，但我从没转过一见她的念头，因为读过她的随笔，见过她的照片，也就知足。这回只得托人找她，求见个面。开始不是很顺利，与她熟悉的一位老前辈，把这事承诺下来，突然血压高住进医院。一次同几位朋友喝酒，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才知道曾蔷与张兆和先生有来往。曾蔷是三联书店编辑，编辑过张家姐妹的书籍。曾蔷气质高贵，为人热诚，几个电话打下来，就约好本星期天上午去张兆和先生家里。

上午的天气，有些阴，空中已秋味半盛。我下车，一抬头，是幢高层建筑。“沈从文先生住过这楼吗？”我问曾蔷，曾蔷说：“他就是在这里故世的。”我还是很疑惑，在我印象里，沈老先生在湘西住的是吊脚楼，在北京住的是四合院。……一些人走进楼门，手拿托着冬瓜、豇豆、西葫芦……这个时候，正是买菜时候。蔬菜给了这幢水泥建筑一些活泼气息。有门卫，还有开电梯的，楼道里很干净。电梯门一打开，许多年前，如果正巧遇到沈从文先生走出来——我想我会羞怯，所以也就不会向他问好。

张兆和先生见我们走进客厅，就要从扶手椅上站起身，忙被我们劝住。曾蔷喊她奶奶，我喊不出口，我与妻子都喊她张先生。张先生听说我是苏州人，就讲起她父亲，她父亲在苏州创办乐益女中。她说：“我父亲常常改名，所以有许多名字。”张兆和先生瘦小，清爽，仿佛元人的一幅山水图：笔细细的，墨枯枯的，平淡而又明洁。苇叶瑟瑟，有风声，但不见寒衰之意。在秋水之中，在看不见的地方，游动着几尾淡墨的小鱼，或一头赤鲤。张先生端坐扶手椅中，已是八九十岁的人了，腰板还挺直。她的坐姿一点也不显老。

山中的回声，水上的桨声，烟影，月痕。无端地，我脑子里是这些想法。

我坐在张先生左侧，中间，隔着件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高大，长方，裹着块蓝印花布，以至我不敢把茶杯放在上面。我把茶杯放在脚边。弯腰取杯，被张先生看到了，她说：可以搁上面。拙厚的瓷杯，在蓝印花布上，像翠翠梦里的边城。事后我想。

张先生说，她小时候调皮，不爱上学，但一到学校，就高兴了。学校有个大平台，她就跑到平台上去唱歌跳舞。唱情歌。我没听清她讲，是保姆还是高年级学生，教她一支情歌，逗她，她也不懂，搬起小板凳，坐上平台放声高唱。平台上有栏杆，高高的，只有她一个人敢在栏杆上走，边走边笑。张先生说，她还留过级。我问小学还是中学，张先生想想，没有回答，大概自己也已忘记，接着就对我说她上课时吃烤白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