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故乡夏天

火车单调的节奏，一个人重复着一天的一生。把一天重复着过上一星期、一月、一季度、一年……一生就到站了。

像火车行驰在苍茫大地，人搭乘着一生之车，望着车窗外的一棵椿树一棵榆树一棵枣树一棵柳树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车窗外，其实只有一棵树。我能看见的，只是—棵树，一直到站——火车到站前，猛吼几声，声音还没在白汽、廊柱、人群、穹顶的周围消失，就强硬地——停下。

一个人离开故乡时间长了，我想，是再也回不到故乡的。即使已经到站，他也只能徘徊故乡附近。

车厢里的人往外走着，到站的喜悦落到实处……穿蓝袍的人坐在长板凳上，高搁起一脚，头斜抵住膝盖，他下午般既明亮，又暧昧，蓝袍昏昏欲睡，陶罐里的水找到一条裂缝拼命往外渗，几乎也要回到井台，回到断断续续的运河……我还坐在卧铺上，欣赏着自己意识的流动：从“车厢里的人往外走着”流动到“陶罐里的水找到一条裂缝拼命往外渗”之际，几乎同时、几乎不分前后冒出“穿蓝袍的人”（只是行文之际，我让他先出现了），接着，我想起潘先生。

文章写到这儿，才开个头，已很沮丧：写坏了。我得重新开头。只是在重新开头之前，我把潘先生说完。潘先生是房客，租赁我家房子之前，他自己的房子是他喝醉酒后吸纸烟，不留神烧掉——逃出大火的时候，他手里抱着—只陶罐，里面，插着一枝红梅。当然，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旧事。

重新开个头吧，说实话，文章无所谓开头不开头，只是文字里有一个它的写作者难以逃避或摆脱时间的织状物，碰巧在前面的文字就成一篇文章开头。也就是说，尽管我对刚才大感沮丧，它还是这篇文章的开头。

火车到站了，因为是这趟列车的终点站，所以我也不急，静等家人上车来接，半天过去，不见身影，于是我的沮丧与写文章开个坏头的沮丧等值，只得把行李一点一点往车门口挪，最后，一点一点搬到站台上。满头大汗，脑子里的玄想灰飞烟灭，现在，我正与“红帽子”面对面，尽管他理个光头，没戴“红帽子”，但他还是“红帽子”。我闻到他身上放射性汗味，他今天已揽到不少活。我用故乡话与他讲着价钱，他听不懂，原来他是外地人——而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这话以前说过，刚讲好价钱，父亲和我妹夫来了。他们跑错地方，我在电话里说13号车厢，父亲听成3号车厢，他们跑到那头。

那头是夏天，我也会跑到。

接下来，怎么写呢？

我对第二个开头——这样的写法——也很失望，它会让我拘泥，以至于像现实一样乏味。我并不认为现实是乏味的，我更相信一种写法会使现实乏味，以至于使我产生错觉，觉得“像现实一样乏味”了。

既然如此，我再开一个头。这篇文章似乎大有来头的样子。

2000年故乡夏天的火车站广场上，热气如阳光明媚的白银，要积雪般融化。我的肋骨，一位匆匆忙忙的旅客，他的行李撞上我的肋骨，竟像是橡皮做的，疲软乏力，亚当被抽出一根肋骨，在夏天的热气里成长为夏娃。本该成长为夏娃，不料长成为青蛙，我想这个奇迹应该发生在夏天，从我所见有关这两人的油画和插图，他们赤身裸体，就是一个证据。如果是冬天，抗得住吗？当然这一个证据极其脆弱，更接近玩笑。实则这个证据源于我这样的想法：肋骨奇迹发生它所依赖的并不是灵魂，依赖的只是身体，这就暗示两人最后遭到放逐的命运。这命运就是身体的命运：身体可以放逐，而灵魂要么所在，要么所不在。我想这个奇迹肯定发生在夏天，因为身体相对灵魂而言，是夏天，灵魂更像冬季。因为也只有在夏天——在夏天，身体在出汗、在暴露、在旅行、在放逐——旅行就是一种放逐——在夏天，人是没有灵魂的，只有身体，但身体又在遭罪——这并不形而上，仅仅是我2000年下了火车喘口气稍息在故乡夏天火车站广场上的感觉，我感到灵魂所不在，被热气包裹的身体使我无法回避：身体，灵魂，你紧抓一面，你才获得自由——而亚当之后的男人，从夏娃之后的女人子宫钻出，肋骨就变得多余。只有无家可归之际，有时也会抽出一根肋骨，让它独自成长为一个人的故乡……火车站广场……嘈杂，肮脏，耳朵，手……每一个火车站广场大同小异。火车站广场是一座桥，只有过桥，才算到达。此刻，我还站在火车站广场上用橡皮擦掉多余的事物，我看到原来是个长方形，像一个游泳池——夏天的游泳池，救生员高高在上，黄铜哨子，镀镍，哨子，挂在有毛没毛的胸口，生与死之间的一个个逗号——而此刻我看到这个长方形的颜色是微黄的，烟草的气味在领子上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