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多头妖怪

当然，除非没有机缘这东西，在那种情况下，穆萨——尽管他又老又是一副奴才相——简直是颗定时炸弹，嘀嗒嘀嗒地轻轻响着，直到引爆时间到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或是应该——乐观地——站起身来欢呼。因为如果一切都事先计划好了，那么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有了意义，我们也不用因为知道自己处于一种说不出原因的随机状态而心存恐惧了。或者呢，我们干脆——作为悲观主义者——就在此时此地承认失败算了，因为我们明白思想、决策、行动等全然无用，事情自然会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发展，我们心中的想法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那么，乐观又在哪儿呢？是在命运之中呢还是在混沌之中？在我母亲把她的秘密告诉我父亲时（在左邻右舍都知道以后），他回答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那么，这时候我父亲是乐观还是悲观呢？我母亲的怀孕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但是我的降生却在很大程度上同机缘有关。

“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我父亲说，显得很高兴。但根据我的经验，时间一直是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完全靠不住的。它甚至可以被分割开来，例如：巴基斯坦的时钟就要比印度的时钟快上半个小时……基马尔是不赞成印巴分治的，他老喜欢说：“这就证明那个计划有多么愚蠢！穆斯林联盟那些家伙想逃掉整整三十分钟！不许分割时间，”基马尔嚷道，“这才对头！”S.P.伯特说：“要是他们能够那样改变时间，那么还有什么实在的东西呢？我问你，有什么真正的东西呢？”

今天问的仿佛全是些难以解释的问题。S.P.伯特在印巴分治引起的骚乱中被人抹了脖子，对时间失去了兴趣。在这些靠不住的岁月之后，我对他的问题做出这样的回答：“实在的东西和真正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同一回事。”对我来说，玛丽·佩雷拉在我婴儿时代给我讲的故事当中隐藏的事情是真正的，我的保姆玛丽对我来说既比母亲重要，同时又不如母亲。玛丽知道我们的一切。在我房间墙壁上的图画中，小雷利在听渔夫讲故事，渔夫指着的地平线以下隐藏的东西是真正的。这会儿，我在活动台灯灯光底下写作，将真相和早年那些事情进行比较。我问：当年玛丽是不是这样讲的呢？要是换成那个渔夫，他会不会这样讲呢？

……按照这些标准，无可否认的真相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的某一天，我母亲在我出生前半年听说了我未来的吉凶祸福，而那天我父亲遇上了混世魔王。

阿米娜·西奈一直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去接受利法法·达斯的邀请，但是在印度自行车工厂失火之后的两天里，阿赫穆德·西奈再也不去康诺特路的办公室上班了。他一直待在家里，仿佛在锤炼自己的决心，为某一令人不快的会面做准备。两天以来，那只灰色钱袋仍然在他们床底下紧挨着他睡的那一侧。他以为没有人知道，我父亲显然并不愿意提起他为什么准备了那只钱袋。阿米娜心中寻思道：“随他去吧，我才不管呢！”因为她心中也有秘密，那秘密正在钱德尼巧克尽头红城堡大门口耐心地等着她呢。我母亲心里暗暗赌气，噘着嘴巴，不把利法法·达斯的事情告诉丈夫。“既然他不肯把他想要干什么告诉我，我干吗要告诉他呢？”她私底下寻思着。

接着是一个很冷的夜晚，阿赫穆德·西奈说：“我今晚得出去一趟。”尽管她劝他：“天气太冷，你要冻出病来的……”但是没用，他穿上西服，披上大衣，大衣底下揣着那个神秘的灰色钱袋，鼓鼓囊囊的，一下就看得出来，显得很滑稽。她最后只好说：“穿得暖和点。”又问：“回来会很迟吗？”他回答：“当然会很迟。”就这样由他走掉了。他走了五分钟之后，阿米娜·西奈也朝红城堡赶去，闯入到她这番历险的中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