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我个人觉得相当不齿，”皇家野战炮兵团第六十七营的一名成员写道，“我看见军官扔掉他们的左轮手枪，我看见士兵射杀争先恐后上船的懦夫。”

“他们的勇气让我们的工作变得容易，”海军岸勤大队的一名信号兵追述同一片海滩上的同一群人，“能认识他们，并且和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我与有荣焉。”

对第十一旅总部的文书员来说，这场撤退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混乱”。第三军团的总部人员则觉得是一次“溃逃”是一项“耻辱”。但在第四师一名摩托车通信员眼中，这次行动证明了“英国人是一个打不倒的民族”。

他们说的有可能是同一场战役吗？在我尝试拼凑事件始末的过程中，偶尔觉得敦刻尔克当事人之间，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非常热心帮忙。超过五千人响应了我的“战斗号令”，而他们愿意付出的时间与心力似乎没有极限。

兰利中校花了三天带我走访周边防线，并且特别介绍了冷溪卫队第二营负责据守的区段。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的罗宾森（Harold Robinson）荣誉会长安排我参加协会的一九七八年年度朝圣之旅。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得以亲身接触这些老兵，聆听他们的回忆、感受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向心力。我尤其感激艾特肯牧师（Leslie Aitken）、巴特森（Fred Batson）和埃尔金斯（Arthur Elkin）为我花的时间。

位于利兹（Leeds）的敦刻尔克退伍军人协会总部，不厌其烦地为我接洽该组织广布全世界的分会，正因如此，我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贵协助，例如塞浦路斯、津巴布韦、马耳他、利比亚、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伦敦分会特别出力，为此，我必须额外感谢艾伦（Stan Allen）、拉比兹（Ted Rabbets）和史蒂芬斯（Bob Stephens）。我同时得感谢协会的杂志编辑克森上尉（L.A.Jackson，绰号“Jacko”）替我宣传我的初衷。

我受到所有人的帮助，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仰赖几位特定人士，渐渐把他们视为“我的”特定领域专家。其中包括英军总司令部的布里奇曼子爵、皇家海军的布什上校、皇家空军的林恩少将（Michael Lyne）、发电机室的罗斯基尔上校、掷弹兵卫队的布里吉斯（John Bridges）、赫德号的洛夫、小型船只局的贝瑞（W.Stanley Berry），以及船务部的贝勒米（Basil Bellamy）。杭特将军（Sir Peter Hunt）替我恶补英国军团的结构，我确实是个幸运的美国人，在这项错综复杂的事件上，有卸任的帝国总参谋长来当我的家教。

参与者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还兴致勃勃地在行李箱和阁楼里翻箱倒柜，寻找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明那段经历的，被湮没已久的文件。鲍德温（A.Baldwin）、托德（J.S.Dodd）、法尔利（F.R.Farley）、贾贝兹-史密斯（A.R.Jabez-Smith）、奈特（W.P.Knight）、兰利、李（R.W.Lee）、拉姆齐和沃特金（N.Watkin）掸去了旧日记上的灰尘。其他人寄来他们趁着记忆犹新时写下的详尽记录——例如琼斯（G.W.Jones）、韦伯（W.C.Webb）和柴高维奇（R.M.Zakovitch）。关于加来，华特（Fred Walter）贡献了非凡的三十一页手稿，让我看清那段颇富争议的历史，得到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内幕。

某些已过世的当事人，家属慨然协助。巴尔克太太寄来父亲吉普森少校（J.W.Gibson）的日记，罗伊·弗莱彻则对他的父亲——一等水兵弗莱彻（C.L.Fletcher）做了一番精彩描述，佛沃德太太挑出哥哥麦特卡夫（Syd Metcalf）的一封有趣书信。贡献良多的遗孀包括了考顿太太和史迈利太太。

两个案例值得特别一提。首先，戴维·拉姆齐提供了他杰出的父亲——拉姆齐上将——的个人信件，包括一沓寄给拉姆齐夫人的家书，生动描绘了弥漫在发电机室的那股孤注一掷的决心。其次，通过我的朋友普特曼（Sharon Putman）的接洽，史提尔太太贡献了她勇敢的叔父——赖特勒中校（Charles Herbert Lightoller）——的一封书信。信中反映出小型船只人员的精神，并且显示赖特勒中校从未丧失他在“泰坦尼克号”担任二副时帮助他度过险境的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