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何必曾相识
等有一天我们这伙人真都老了,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岁,白发苍苍还拄了拐棍儿,世界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是(夏令时)傍晚七八点钟的太阳,即便到那时候,如果陌路相逢我们仍会因为都是“老三届”而“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不管在哪儿,咱们找一块不碍事的地方坐下——再说那地方也清静。“您哪届?”“六六。您呢?”(当年是用“你”字,那时都说“您”了,由此见出时间的作用。)“我六八。”“初六八高六八?”“老高一。”“那您大我一岁,我老初三。”倘此时有一对青年经过近旁,小伙子有可能拉起姑娘快走,疑心这俩老家伙念的什么咒语。“那时候您去了哪儿?”“云南(或者东北、内蒙、山西)。您呢?”“陕北,延安。”这就行了,我们大半的身世就都相互了然。这永远是我们之间最亲切的问候和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是我们这代人的专利。六六、六七、六八,已经是多么遥远了的年代。要是那一对青年学过历史,他们有可能忽然明白那不是咒语,那是二十世纪中极不平常的几年,并且想起考试时他们背诵过几个拗口的词句:插队,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他们恰恰是钻研史学的,如果他们走来,如同发现了活化石那样地发现了我们,我想我们不太介意,历史还要走下去,我们除了不想阻碍它之外,正巧还想为“归根结底不是我们的”世界有一点用处。
我们能说点什么呢?上得了正史的想必都已上了正史。几十年前的喜怒哀乐和几百几千年前的喜怒哀乐一样,都根据当代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想象罢了。我们可以讲一点儿单凭想象力所无法触及的野史。
比如,要是正史上写“千百万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您信它一半足够了,记此正史的人必是带了情绪。我记得清楚,1968年末的一天,我们学校专门从外校请来一位工宣队长,为我们作动员报告,据说该人在“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上很有成就。他上得台来先是说:“谁要捣乱,我们拿他有办法。”台下便很安静了。然后他说:“现在就看我们对毛主席忠还是不忠了。”台下的呼吸声就差不多没有,随后有人带头喊亮了口号。他的最后一句话尤为简洁有力:“你报名去,我们不一定叫你去,不报名的呢,我们非叫你去不可。”因而造成一段历史疑案:有多少报了名的是真心想去的呢?
什么时候也有勇敢的人,你说出大天来他就是不去,不去不去不去!威赫如那位工宣队长者反而退却。这里面肯定含着一条令人快慰的逻辑。
我去了延安。我从怕去变为想去,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是以后屡屡证明了的惯做白日梦的禀性所致,以及不敢违逆潮流之怯懦的作用。唯当坐上了西行的列车和翻山越岭北上的卡车时,才感受到一缕革命豪情。唯当下了汽车先就看见了一些讨饭的农民时,才于默然之间又想到了革命。也就是在那一路,我的同学孙立哲走上了他的命定之途。那是一本《农村医疗手册》引发的灵感。他捧定那书看了一路,说:“咱们干赤脚医生吧。”大家都说好。
立哲后来成了全国知名的知青典型,这是正史上必不可少的一页。但若正史上说他有多么高的政治水平,您连十分之一都甭信。立哲要是精于政治,“四人帮”也能懂人道主义了。立哲有的是冲不垮的事业心和磨不尽的人情味,仅此而已。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缺医少药,是贫病交困的农民们把他送上了行医的路。所以当“四人帮”倒台后,有几个人想把立哲整成“风派”“闹派”时,便有几封数百个农民签名(或委托)的信送去北京,担保他是贫下中农最爱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