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敌人出版

骆宾王（约公元640—约684），浙江义乌人。他年轻时就会写文章，尤其精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候，“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

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他参加了，代徐敬业主持宣传与军中书檄。最有名的《讨武瞾檄》，就出于他手笔。传说武则天刚看到这篇骂她的妙文的时候，满不在乎，并且还嘻嘻哈哈的，但是读到其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两句时，睁着眼睛说：“谁写的？”左右告诉她，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埋怨说：“宰相安得失此人！”（宰相怎么这样的人才没给注意到！）

徐敬业起兵失败后，《新唐书》说：“宾王亡命，不知所之。”《旧唐书》说“伏诛”，显然是被杀了。

骆宾王死后，武则天找人寻访他的作品，找到了十卷，“盛传于世”。

骆宾王任侍御史时入狱，写了《在狱咏蝉》，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他死后，绝没想到“表”他“心”的，竟是他的头号政敌！武则天的度量，真不简单！

像武则天这种度量，在后代的统治者中，也有效法者可寻。明末清初时候，明朝的孤臣孽子史可法（1602—1645）复多尔衮书，拒绝招降，终于以四十三岁盛年，于乱军之中就义而死。他死后，他这封复多尔衮书湮没不彰。清初修《明史》，在《史可法传》中甚至不载此事。到了乾隆皇帝时候，敕修《历代通监辑览》，开始出现“先是我睿亲王多尔衮令南来副将韩拱薇参将陈万书等赍书致史可法，可法旋遣人答书”的话。乾隆“御批”说：

幼年即羡闻我摄政睿亲王致书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见其文。昨辑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乃得读其文，所为揭大义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辞严，心实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报书语多不屈，固未尝载其书语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载其语，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其语不载，则后世之人将不知其何所谓，必有疑恶其语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书市及藏书家，则亦不可得。复命索之于内阁册库，乃始得焉。卒读一再，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慧，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长江为南宋之偏安与否，犹未可知。而况燕雀处堂，无深谋远虑，使兵顿饷竭。忠臣流涕，顿足而叹无能为，唯有一死以报国，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书语初无诟谇不经之言，虽心折于睿王，而不得不强辞以辩，亦仍明臣尊明主义耳！余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故书其事如右。而可法之书，并命附录于后。夫可法即拟之文天祥，实无不可。而《明史》本传乃称其母梦文天祥而生，则出于稗野之附会，失之不经矣！

汲修主人（清礼亲王昭梿）《啸亭续录》卷三也记此事，说：

纯皇帝（李敖按：乾隆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旨尝阅睿忠王传，以其致明史忠正公书，未经具载回札，因命将内阁库中所贮原稿补行载入，以备传世，真大圣人之用心，初不分町畦也。尝闻法时帆言，忠王致书，乃李舒章（雯）捉刀，答书为侯朝宗（方域）之笔也。二公皆当时文章巨手，故致书察时明理，答书义严词正。不唯颉颃一时，洵足以传千古，亦有赖忠王阁部二人之名节昭著故也！

乾隆皇帝不但为史可法出版了遗作，并且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史可法就义以后一百三十一年，赐谥“文正”，建祀立碑，题像赋诗。在敕赐专谥文里，乾隆说史可法“砥行能坚，秉诚克裕，遭时坎坷，恒仗节以无挠；殉义从容，竟捐生而不悔。朕览披信史，轸念忠徽，予褒显于崇祠，用隆秩祀；示表章于往籍，载锡嘉名，象厥生平，谥为忠正。於戏！溯流芳于顽廉懦立，节或重于泰山；彰定论于世远风微，荣更逾于华衮。幽光特阐，鉴当年嗷日之心；正气咸伸，励万古疾风之节。钦兹茂典，慰尔英灵”。虽然史可法死后被他所反对的敌人如此礼遇赐谥，未免滑稽，但是古代统治者对敌人的度量，比起小气的国民党来，却足以发人深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