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杂记》今译

方苞《狱中杂记》今译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里，当我被关在刑部监狱的时候，看见犯人死了，由墙洞里拖出去，平均每天总有三四个，不觉心里奇怪。有个曾经做过洪洞县长的杜君，站起来说：“这是生瘟疫了。现在天时正常，死的还少；过去有多到一天死十几个的。”我问是什么原因。杜君说：“这种病容易传染。生这种病的，纵然是亲人，也不敢住在一起。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顶有小窗透空气；其余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房间就上锁了，犯人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地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人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

我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杜君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我认为我们的皇上和过去的圣人一样有好生之德，每在批公文的时候总给犯人死中求生，但现在竟有无辜的人这样倒霉的！如有仁人君子能向皇上上奏，除死刑及发配边疆的重犯外，将其他轻犯和受到牵连还没定案的另设看守所来关，不上手铐脚镣，就不知可救多少人命了！听说监狱本有五间房名叫“现监”的，是给涉案而没定案的人住的。如果能查出这种规定，实行起来，倒也不无小补。杜君说：“皇上开恩，规定做官的可住优待房。现在穷人住进老监房，大盗累犯反住进优待房，这中间的微妙能细问吗？这样看来，只有另外关到一座监狱里，才能根本解决啊！同我关在一起的朱老头、姓余的青年和关在一起的同僚，都这样碰上疫症死了。论罪状，他们都是不该受重罚的小罪。又有某氏控告儿子不孝，左右的邻居都被关进老监，哭哭叫叫直从晚上闹到天亮。”我听了，有动于中，曾拿杜君这些话来普遍地问了问别人。结果大家说的一样，我就决定记录下来。

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作“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我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负责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我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更拿多少做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由这故事，印证孟子“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的话，真是一点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