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

十岁那年，我不得不离开村子去镇上。用我爸爸的话说是，学校到顶了，我的头皮已碰到天花板了。

我的一二年级，包括学前的幼儿班都是在同一个教室里完成的，老师也只有一个，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代课教师，村里除了她家里人，其他人都叫她老师。教室里的一块黑板被划成三部分，上完幼儿班的课，接着上一年级的课，最后轮到二年级，依次填满内容，谁也无法阻止一个幼儿听高年级的课，当然，高年级的人也被迫不停地温习幼儿园的知识。

我们一个学龄段大约六七个人，照理说我是可以跳级的，只是那时候并不具备相应的条件让我完成跳级。我每次都考一百分，考得老师也有点心慌，她总在找各种理由说我骄傲自满，其实我没有。

十岁那年的夏天，我从这个学校毕业，毕业典礼开完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去捉泥鳅，老师叫住了我，她看着我，叮嘱我不要给她丢脸。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红着脸站着。她仿佛有很多话想交代我，最后只说了这么一句。

长长的暑假结束以后，我们去了镇上的小学。那学校真大，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我童年的第一次忧愁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学校报完名回来，爸爸告诉我，那也是他读过的小学，以前是个庙，在那里他完成了这辈子所有的学业。

他还问我某某老师在不在，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人。爸爸说，他头发雪白，面色通红。我还是没有任何印象，上学的第一天，我不可能去关注某个老师，除非是自己的班主任，我们的班主任姓邱，是个小伙子，据说刚刚从师范毕业。对于这么年轻的老师，妈妈显得很担忧，她说老师很要紧，没有经验，很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成绩。

事实上，妈妈的担忧是多余的，第一次单元测验，我又考了满分，而且是班级里唯一的满分，这让邱老师也对我刮目相看。他认为，像我们这些从村小上去的学生，大多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很可能跟不上原来就在那里读书的孩子，但我是个例外。

唯一让我苦恼的是我的普通话，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跟我同村的小伙伴都被我们原来的老师教出了浓厚的方言口音。我记得在邱老师的语文课上，他喊我起来造句，我把“爸爸妈妈”的发音说成了台湾口音，惹得整个班级哄堂大笑。

那是我觉得非常丢脸的事，尤其是坐在我背后的国光，他后来经常把我独特的口音挂在嘴边，用来取悦班级里的漂亮女生。

那以后，我变得不太爱说话。

爸爸似乎觉察到了这一点，他经常问我一些关于学校的事。那时候，我理解不了爸爸的世界，我觉得大人的世界是比较难懂的。妈妈说我爸爸曾经跟谁谁谁好得穿一条裤子，但在我眼里，爸爸就是一个人，没什么朋友，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去十里路以外的石灰厂上班，然后一身灰尘地回来，灰头土脸的日子让他几乎不跟别的人说话。爸爸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个在我们自己村里，我看他们见面也不怎么聊天。

曾经为这事，我质疑过妈妈，妈妈只说了一句，那个人结婚的时候，所有的重家具都是你爸爸一个人替他扛回家的。这还是没能打消我的疑虑，倒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在那个人结婚前，爸爸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结完婚后，两个人就成了陌路人。

随着对学校的慢慢熟悉，我果真看到了爸爸所说的那个头发雪白的老师，他已经不教书了，在教务处工作，看上去像个元老。爸爸跟我说，那是他的老师，头发年轻的时候就雪白了，不是病，是品种的关系，他好酒，红润的脸色是长年喝酒喝出来的。爸爸还跟我说，如果有机会，让我告诉他，爸爸是谁，他肯定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