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下,清晨的阳光溪水似的流进教室里,无叶无风的窗外,又是一个冬季。手机“滴”的一声,一条短信。

外公走了。

4年后的春天,也是一条短信,外婆走了。

我在巴黎的7年里,唯留着这两条短信。我知道人生终有一别,没想到这么匆忙,这么遥远——飞回去也要12个小时,人要走的时候,留不住的。

那天的课,老师说的法语我一个词儿都不懂,真听不懂,像几年前刚学的那样,完完全全是陌生的语言。由于没能回答好问题,老师很生气,说这么基础的东西都没掌握好——偏偏这些批评我都听得懂。他相当失望,我也是。我没解释,坐在角落里,安静得像根委靡接近枯萎的秋草。

我觉察到异样是在两天后,我以为睡不好,整个人被抽筋剥骨了似的,软得连站着都没力气。背后有块儿地方,一摸,一片疹子。我打电话给医生,要定个日期。法国人急不了,看病都得先约好哪天哪时,俗称RDV,除非是马上要见上帝了,救护车才会来。

皮肤科的老医生说下个月才有空,看病的人排队都排到圣诞节了。我又打给另一个医生,很年轻的声音,他说今天就可以来。

刚出校门的毕业生,我大概是他第一个病人,接待得很谨慎。他说我背部这东西叫“zona”,拉丁文,湿疹。疹子也有好多种。他给我检查全身皮肤,当我把裤腿卷起来时,发现小腿肚也有一片疹子,跟背部的不一样,红疹自脚尖开始,呈螺旋形攀爬到腿肚子上。这病生得滑稽而富有几何美感。

年轻的男医生说:“这病无药可医。”

我躺在诊床上,看着窗外风雪欲来的天空,想着该怎么跟这世界说拜拜。

年轻的男医生说:“它自己会好的。”

我问:“不是说无药可医么?”

他说:“目前没有药可以治,但它自己会好。”

“会传染吗?”

“不会。”

“这是什么病?”

“不知道,医学界还没有给出一个原因,但它自己会好,别担心。”他说,“痒了不要挠,就不会留印子。”

我欲哭无泪,昨晚疯狂地挠了一夜。

年轻的医生给我开了盒治疗背部湿疹的药,我去药店买时,药师噼里啪啦地敲了通电脑,说:“100欧元。”一小盒药,100欧元。

我问:“可以报销吗?”

药师说:“当然,如果有医疗卡,这药可以全部报销。”

我递上绿色的全民医疗卡。在法国,不管是法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只要有合法居留权,都会拥有一张绿色的医疗卡,报销项目分得极细,不过一视同仁。

还没放假,我还得继续上学,放假前还要考试。巴黎很少下雪,刚来的那年下了场雪后,雪花变得不通人情,极少再来光顾,就像那年的人,似乎不会再来了。

很累,要上学,还得挣钱养活自己。我多么想像三毛小说里写的那样,把书往雪里一埋,什么都不顾,然后在火车站碰到一位极帅极帅的军官,来一段倾城的爱恋。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德国,我在30多年后的巴黎,巴黎连雪都不肯下。

我记得有人送我回来,那人的发色像火,在寒冷的天里烧着。

安祖的头发是黑的,跟我一样。

我一回家就躺倒了,那人说会替我向老师请两天假,什么都不用担心。这不是梦,我的心一下子着地,在睡梦里疯狂地休息去了。

凌晨,天还没亮。灯一直开着,我没力气去关,昏昏沉沉地梦了又醒,醒了又梦。我清楚地记得,室内那盏灯爆着火花,毕剥不停,我的眼皮很沉重,脑子很清楚。

小姨站在我的床边,一身灰蓝色的休闲衣,如烟浮动。她问我:“你今年20岁吧?”

“我25了,姨。”

“哦……”一声沉重的叹息,“我死了已经5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