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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时，已经傍晚七点多钟。他拄着象牙手柄的拐杖，迈着缓慢、均匀的步伐穿过将庄园的这一侧翼，将他的卧室跟大厅、会客室、音乐室和沙龙连在一起的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古老的肖像：他的祖先、玄祖父、玄祖母、熟人、从前的仆人、军队的战友、镶嵌在鎏金画框里的曾经光临过庄园的名流贵客。将军的家族有这个传统，在庄园内供养家庭画师：途经那里或流浪到那里的肖像画家，也有比较有名的，例如布拉格的S，在将军的祖父在世时，他曾在庄园住了八年之久，他见谁画谁，包括大管家和著名的骏马。玄祖父和玄祖母也充当了流浪艺术家们笔下的牺牲品：他们穿着节日盛装，睁着清澈的眼睛从高处俯瞰。接下来的，是几副严肃、镇定的男人面孔，近卫官的同僚，留着匈牙利式的翘胡子、头发像蜗牛一样梳向前额的男人们，他们不是身穿黑色礼服，就是一身威武的戎装。“那代人很棒。”看着父亲的亲戚、朋友和战友的肖像时，将军自言自语道。那代人确实很棒，但是稍微有点孤独。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他们虽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独和诺言，还相信女人。他们失望的时候，便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沉默，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义务和沉默，就像献身给誓言一样。在长廊的另一端是法国人的肖像：头发上插满头饰的老派法国女士和戴着假发套、唇露喜悦、身材肥胖的陌生绅士，那些映衬在蓝色、粉红色或鸽子灰色背景下的生硬面孔，他们都是将军母亲的远亲。他们都是些陌生人。随后看到的是父亲的肖像，身穿近卫军制服。还有一幅母亲的肖像，戴着饰有羽翎的帽子，手里攥着马鞭，像是一位女马术师。之后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空白墙壁，夹在肖像之间：淡灰色的边线里框着一块白墙，看得出来，这里曾经也挂过画。将军面无表情地从那块四方形的空墙前走过。现在接下来的是风景画。

走廊的尽头，站着身穿黑色衣服的乳娘，在她小得像小鸟一样的头上包着一块崭新的、浆洗得挺括的白头巾。

“你在看画？”她问。

“对。”

“你不想把那幅画挂回去吗？”她用老年人直率的语调平静地问，并朝墙上指了指。她指着那块缺了幅画的位置。

“还在吗？”将军问。

乳娘点了点头，表示她保存着那幅画。

“不用。”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随后又用更低的声音自语道，“我不知道你还保存着它。我还以为，你把它烧了。”

“烧画，没有任何意义。”乳娘用尖细的嗓音说。

“不用挂。”将军肯定地说，他只跟乳娘用这种语气讲话，“挂不挂都改变不了什么。”

他们拐向高大的楼道，朝楼下看看，前厅里有一位男仆正跟女仆一起往水晶花瓶里插鲜花。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庄园里开始出现了生机，像是一台上了弦的机器。不仅是家具活了起来，比如摘掉了夏季麻布椅套的扶手椅和沙发，还有墙上的画、铁制的大烛台、玻璃橱里的装饰品和壁炉的座台。壁炉里已经备好了烧火的木柴，由于夏末的夜晚有阴凉的潮气，午夜过后，房间会变得湿冷黏腻。物品仿佛突然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似乎想要证明，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有在跟人类有关，在变成人类命运和行动的一部分之后才会有意义。将军看着大厅，看着摆在壁炉前桌子上的鲜花和扶手椅的位置。

“这把皮椅子，摆在右边。”他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乳娘问他，并眨了下眼。

“对，”他说，“康拉德坐在这儿，壁钟下边，靠着炉火。我坐在正中间的那把佛罗伦萨椅子里，正对着壁炉。克丽丝蒂娜坐在母亲带来的那把扶手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