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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将军在榨汁房^{[1]的地窖里逗留了很久。天刚破晓，他就带着酿酒师去了葡萄园，因为有两桶葡萄酒开始发酵。装好瓶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十一点多钟了。门廊里潮湿的砖石散发着霉味，他的猎手站在廊柱下，将一封信递给刚回来的老爷。}

“这是什么？”将军满心不悦地停下来问，整副黝红的面孔都隐在宽大帽檐的阴影里，他将草帽从额头朝脑后推了一下。他已经有几十年不拆信、不看信了。信件由一位管家在庄园管理办公室里拆开，拣选。

“这是信使送来的。”猎手回答，身子僵直地站在那儿。

将军一眼认出信封上的笔迹，接了过来，揣进兜里。他走进清凉的前厅，一言不发地将草帽、手杖递给猎手，从放雪茄的衣袋里摸出眼镜，走到窗前，在昏暗之中，借着从半开半掩的百叶窗缝隙透进的光线开始读信。

“等一下。”他忽然侧过脸叫住拿着草帽、手杖正准备离开的猎手，但并没有回头。信在他的手中被揉成一团。

“你去通知卡曼六点钟要套上马，备好轿厢，因为晚上有雨。告诉他要盛装打扮。你也一样。”将军说，随后突然加重语气，仿佛对什么事情感到愤懑，“一切都必须锃光瓦亮。叫他们立即动手清洗马车和马具。你要换上礼服，听懂了没有？你挨着卡曼，坐到驾驶座。”

“遵命，尊贵的老爷。”猎手应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老爷，“六点钟。”

“你们六点半出发。”将军吩咐，随后默不作声地嚅动着嘴唇，像是在数数，“你去白鹰旅馆。你就说，是我派你去的，专程驾车去接上校先生。你给我重复一遍。”

猎手重复了一遍主人的话。这时候，将军似乎想说什么，抬了下手，朝着天花板望了一眼，但他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朝楼上走去。猎手神色紧张地立在原地，目光呆滞，一直望着那个肩膀宽阔、身材敦实的背影在楼上拐角处的雕花石栏后消失。

将军回到自己的房间，洗完手，走到又高又窄、铺着染有墨渍的绿色羊毛毡的高脚桌前。钢笔和墨汁端端正正、不差毫厘地并排摆放；在一块网格图案的蜡麻布上，依次斜拴着几本小学生用的作业簿；一盏绿灯罩的台灯立在读经台中央。由于房间里面光线昏暗，他打开了台灯。在紧闭着的百叶窗后，在闷热、萎蔫、枯槁的花园里，夏日宣泄着最后一股怒气，就像一个纵火犯，在远走高飞之前怀着丧失理智的愤恨点燃了边境。将军掏出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将信纸展平，鼻梁上架着眼镜，在刺眼的灯光下又读了一遍字迹潦草、笔画粗粝、言简意赅的那几行字。读信的时候，他将两手反剪在背后。

墙上挂着日历，上面印着拳头大小的数字。8月14日。将军把头向后仰着，在心里默算。8月14日。7月2日。他默算着一个过去的日子与今天之间所逝去的时光。“四十一年！”他终于脱口道出。他一个人时，在房间里大声自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四十年了。”他这时又说道，语气里流露出焦躁不安。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在读课文时遇到晦涩难懂的段落，脸憋得通红，头往后仰，闭上眯细的眼睛，从米黄色外套领口露出的脖子涨得又红又粗。“1899年，7月2日，就是在那一天打的猎。”他喃喃自语。随后是一阵沉默，他若有所思地将胳膊肘拄在台面上，如同一个背书的学生，再次盯着那几行手迹，那封短信。“四十一年，”终于他用嘶哑的嗓音说，“零四十三天。一晃过去了这么多年头。”

现在，他似乎平静了一些，开始来回踱步。房间是拱券结构的，中央有一根立柱支撑着拱顶。曾几何时，这间大屋原本是两个房间，卧室和更衣室。许多年前—他指几十年前，他不喜欢准确的数字，似乎每个数字都让他回想起某些最好应该忘掉的记忆—他下令拆掉两间屋的隔墙，只留下这根柱子支撑着拱顶。这幢房子是两百年前修建的，是一位军粮供应商盖的，他曾将雀麦卖给奥地利骑兵，后被册封成公爵。这座庄园就是在那时修建的。将军在这里出生，就在这间屋里，准确地说，在当时光线昏暗的后屋。后屋是他母亲的卧室，窗户面向花园，正对着管家和仆人们的房间；他现在所站的地方，则是相对敞亮通风的更衣室。几十年前，当他搬到庄园的这一翼时，拆掉了与母亲卧室相隔的那堵墙，将两间小屋合并成一间光线昏暗的大屋。从门到床，总共要走十七步。从院墙到阳台，要走十八步。他数过不知道多少遍，所以准确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