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古代历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民间罪犯姑且不论，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时时刻刻晃动着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接受“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堂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朝廷如何杀戮一个行刺者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部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成为人类以来百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可以说说流放了。

与杀相比，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死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残忍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繁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道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连身边的孩子也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在史料中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丈夫碍手碍脚就先把其丈夫杀了。流放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舂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和林黛玉，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