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一位农村姑娘带著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都拿著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性地凭天光估量著：几点啦？她望著高耸在眼前的鼓楼，心里盘算著：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阳光，亲吻著郭杏儿汗津津、红喷喷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著瓷砖的长长地道，就给了她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处装有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花钱而作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旅客的民族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著一种她以前未曾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一九六○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这东西要搁到北京去呀……”“这干部要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象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九岁、弟弟枣儿七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十二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

杏儿争强好胜。当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十四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我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她极度反感，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配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瑰丽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她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啦？”杏儿瞪圆了眼睛说：“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她这个“典型”因而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