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在颤抖 （一九一六年—一九一八年）
战争？直到现在，我对战争的谈论还不多，即使谈到，也是为了说明战争对一小部分无关紧要的人产生的影响。我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正确的。我们在军队里既没有近亲也没有密友。我父亲有一个外甥，是玛丽的儿子，他长大成人以后就没再见过面。他是一个粗壮、有礼貌、为人谨慎的小伙子。他是中尉，驻扎在索姆省，我不知道是什么部队。他有一次休假来巴黎，我父亲请他吃饭，他一口将一杯滚烫的咖啡喝下去，就马上告别去红磨坊了。“您知道，舅舅，我还年轻，给我的假期很短。”他在战争中不但安然无恙，反而还获得了勋章，想必是他应得的。我们更多地看见的是费尔南。费尔南是米歇尔原配贝尔特的弟弟。他在博尔达号军舰失败以后，转到商船上工作。他被卷入了战争。他的大型客轮通常承担波尔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运，现在负责从马赛到达达尼尔海峡运送军队的任务。费尔南不太习惯在这个多岛屿的海域航行，不得不彻夜地观察着海面的情况。“在这些岛屿间航行，简直是去触摸死神的乳房。”他利用在巴黎的一次长假治疗疟疾，他的老毛病梅毒也需要治疗，因此他有时来我们这里吃夜宵。我们在了解战壕的可怕情景以前，就知道了加利波利的恐怖。这几年，塞萨洛尼基光怪陆离的景象也使我浮想联翩。一个近来负责与塞尔维亚军队联络的里尔军官给我们看了一些照片：是一些疲惫不堪但英勇果敢的男人、白雪覆盖的人字形桥以及摔倒在已经不能称其为路的路上的骑兵和他们的坐骑。这是我第一次了解近东地区的途径。
这不是马尔科·克拉列维奇的故土的惟一召唤。在离昂坦大街住宅不远的地方停放着一辆塞尔维亚救护车，负责将腿部受伤的士兵和重伤员送往小皇宫附近的几棵树下。夏初，卡米伊常去那里，在树阴下围着伤员的身边转悠，有时还吻他们。我还太年轻，无法讨他们喜欢，但他们用蹩脚的法语讲述的血淋淋的只言片语的故事使我大惊失色。
每天晚上，有一个大高个老头儿也来到这里，沿街与伤员们说一会儿话。他穿着一身黑衣服，后面跟着五个十二到十八岁的姑娘，也都是一身黑。她们脚穿平底鞋，连袜子也是黑色的。最小的三个姑娘梳着辫子，最大的两个扎着发髻。她们一句话也不说，既不跟老头儿说，她们之间也不说。过一会儿他们就默默地走了。我对他们的了解仅此而已。我们猜想这个老人是祖父，他的女儿或儿媳妇死了，也许是女婿或儿子在军队中阵亡了。人们会说他是一个无罪的德拉库拉。在两年里头，我每天都看见这六个人（他们穿的衣服熨得很平，然而越熨越旧，越熨越薄），对我来说，他们就是服丧的象征。
我身后的路越往远方延伸，我越发现我们最大的弊病就是用花言巧语进行欺骗。欺骗行为比比皆是。我们假定欺骗是出于诚心与善意：言者不厌其烦，听者厌而还听，最终还是信以为真。所有的陈词滥调都如出一辙。新闻公报是经过精心炮制的，军队在何地撤退是事先安排的，敌军人数不超出X（这意味着X都被打败了）这个数字，著名的“东线无战事”是德国人的委婉说法，最多只能证明东线的死亡人数不超过前一天，所有这些说法都好像是医生在危重病人床头的低声耳语。但富有洞察力的人们一眼就能看穿事实真相；富有洞察力的人毕竟不多。报刊也借机大谈特谈。一些真实的战绩有时也难免有点儿夸大其词，敲诈所有人的勇气。夸大其词的说教赞颂了伟大的死者，其实是颂扬了战争。战争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是解决人民之间利益争端的惟一办法，而更卑鄙的是，战争被说成是荣誉攸关的事。简而言之，黄种人或黑种人，脆弱的安南人或塞内加尔人，他们都像从前一样吹嘘不但打死敌人，而且还割下他们的脑袋，但自己却在波斯尼亚和阿尔萨斯-洛林的战役中阵亡了。自我炫耀的言辞掩盖了战场上的呐喊声。人们竟大言不惭地第一次宣称，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战争，战后人们还将在地球上繁衍子孙后代，堆积如山的尸体将成为通向正义的和平阶梯。人与人之间的旧恨不难得到证实：杀戮得到了死亡的谅解。报刊肯定刊登死者名单：我不相信有许多读者会意识到，这样的名单代表着牺牲了多少儿女，流了多少血，多少幽灵无家可归。我们从来不知道，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在非常靠近我姑妈玛丽曾经住过的住宅而且距离我们过去的住宅也不远的巴波姆，六万人的英国军队在一天之中全军覆没。假设战斗从黎明开始到日落结束，即平均每小时死亡五千人。在贝当政府时期的一九一五年五月，约有四十万法国人丧生于阿拉斯以北几公里的地方。索姆河战役持续了大约四个月之久，在一次战斗中，仅向前推进十公里，就使双方共付出了大约一百万生命的代价。我们所知道的这几次战斗的伤亡情况仅此而已。现在，当我每次经过这些“战区”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曾在这里进行过的战斗，昔日的战区今天已经修起了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像人生一样嘈杂而危险，但公路两侧却像死一般寂静。树木隐蔽于森林，死亡藏踪于死者。当然，我是作为现在的我才这样说的。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被可怜地封闭在茧壳里，还正在长大，对世界的灾难是不大关心的。米歇尔很少对我谈起战争，这或许是不让我对战争想得太多，也可能因为惶恐厌倦，不想再谈论此事。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将他喜欢的一本不太厚的书《超乎混战之上》给我看。再也没有比他借给我这本书更让我心存感激的了。我没有再打开这本书。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同意他对每一件事情的判断，或者是否觉得他的滔滔不绝的说教束缚了我的思想。他的说教经常都是取材于从波舒哀到马尔罗的令人仰慕的法国作品。这倒没有关系。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一个孑然一身男人的声音。当然也有书籍，不过几乎都是些与当时的文学不沾边的作品。这些作品都不失时机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部分地决定着我们的命运。因此，在三十年之后，我决定撰写甘地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