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在日本，我们把从大萧条到二战末的时期称为“黑谷”，即黑暗的谷底，很多人的生活就像把脑袋滑进浪底的孩子。通常情况下，我们祇园人总要少受一点罪。整个三十年代，大多数日本人都生活在黑暗的谷底，而我们在祇园仍然能够晒到一点阳光。我相信我不必说明原因，内阁大臣和海军军官的情妇们，总是大笔金钱的受惠者，她们又会把这些金钱给其他人分享。可以说，祇园就像山顶上的一个池塘，各路溪水源源不竭汇流其中。有些地方的水来得更充足些，但整个池塘水面总是在上升。

由于鸟取将军的关系，我们艺馆也是水源充足的地方之一。有几年，周围的情况每况愈下，但即使是配给制度实行后很久，我们仍能按时得到食物、茶、日用织品，甚至化妆品和巧克力这样的奢侈品。我们或许可以关起门来把这些东西留为自用，但祇园不是这样的地方。妈妈把许多东西送了人，觉得物有所值，这当然不是因为她慷慨大方，而是因为我们都像蜘蛛一样聚居在同一个网上。大家一次次地来寻求帮助，只要力所能及，我们也很愿意帮忙。比方说，1941年秋天，有一次军警发现，一个女仆携带的盒子里装有的配给券比应有的多十倍。她的女主人准备把她送到乡下去，在安排妥当之前，先把她送到我们这里来避难。当然，祇园的每个艺馆都存有配给券，越是好的艺馆，越是存得多。把女仆送到我们这里而不是别处，那是因为鸟取将军关照过军警不要来打扰我们。你看，即使在祇园这山顶池塘里，我们也是游泳在最温暖的水中的鱼。

黑暗继续笼罩日本，终于，我们赖以维生的一线光明也熄灭了。那发生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新年前几周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吃早饭——或者说，是当天的第一顿饭，因为我一直忙于打扫艺馆迎接新年——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我想大概是来送东西，就继续吃我的饭，但是过了一会儿，女仆来对我说，一个军警要见妈妈。

“一个军警？”我说，“告诉他妈妈出去了。”

“是啊，我这么说了，小姐。他又说要找您谈谈。”

我走到门厅，看到那个军警正在门道里脱靴子。大概多数人见到他的手枪仍然别在皮袋里，就会松口气，但我说过，我们艺馆之前从未发生过这种事。警察通常会比大多数客人更恭敬有礼，以免他的来访让我们受惊。但看他猛拽靴子的架势……嗯，他用这种方式表示，无论我们是否请他，他都要进来的。

我向他鞠躬行礼，但他只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说等会再和你算账。他最后扯了扯袜子，压了压帽子，走到前厅，说要看看我们的菜园。就这样子，没说一句打扰抱歉的话。你知道，那时候在京都，甚至在整个国家，各家花园都改成了菜园，而我们是例外。有鸟取供应足够的粮食，我们就无需耕种自家的花园，相反，我们还可以继续欣赏苔藓、花椰菜和墙角的小枫树。这是在冬天，我希望军警看几眼冻土就得了，以为蔬菜都死了，我们在园林作物间种的是南瓜和甜土豆。我把他带到院子里，一言不发。我看着他跪在地上，用手指碰了碰泥土。我想他是在查看土地是否被翻耕过。

我急于说些什么，脑子里的念头就脱口而出，“地上的雪泥可让您想起海上的泡沫？”他没有回答，只站起身来问我们种过什么蔬菜。

“长官，”我说，“非常抱歉，但事实上我们没机会种什么蔬菜。现在土地又硬又冷……”

“你们的街坊组织说得一点没错！”他说着摘下帽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开始宣布我们艺馆的一长串罪名。我都记不全了——囤积棉料、未上缴战争所需的金属和橡胶物品，配给券的不正当使用，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确实犯了这些事，可祇园的每家艺馆都犯了。我猜测，我们的罪名无非是比大多数艺馆享有更多财产，不但没有过早倒闭，景况还颇为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