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编纂过的书刊

我一生从事于教育，也从事于写述，说得好听一些，是门墙桃李，著作等身，若加以贬语，那就说成是坐了一生的冷板凳，爬了一生的文格子，没有什么出息的。

我的写述，自民初直到目前，所出的单行本，确有数十种，是否属于灾梨祸梨，那是另一问题，这儿不谈。至于参加编纂的书刊，也有好多种，可是印象不深，这些书刊，经过浩刦，大都被毁，有些已记忆不起，兹把有所记忆的，畧述一些，挂少漏多，也就顾不得了。

在抗战胜利，有位通文翰的书商屠诗聘，设中国图书杂志公司于上海福州路三八〇号，我和他是相识有素的。这家公司，和神州国光社为比邻。我购置一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美术丛书》，屠氏为我代购，还打了一个优惠折扣哩。此后，他约徐蔚南、胡寄尘、钱化佛和我等为编委会，编刊《上海市大观》一书，蔚南、寄尘掌握上海市通志馆资料，予取予求，是不成问题的。这时我和钱化佛合撰《三十年来之上海》，经常到沪西进贤路钱氏家里去。钱氏喜集藏，举凡图籍、报刊、柬帖、照相、奖状、告示、戏单及电影说明书等，应有尽有，甚至什么证券、火柴盒，抱人弃我取之态。这些越年既久，都足反映当时社会的背景和生活的状况，屠氏为了搜罗这些图片，每星期总要赴钱家一二次，因此和我晤面的机会较多，他因我健于笔墨，便列入编委中，为他执笔了。还有一个原因，我旅居上海历有年数，视为第二故乡。如王韬的《淞滨闲话》、孙玉声的《沪壖话旧录》、胡寄凡的《上海小志》等，我都遍读了一下，觉得这些沧桑世变，一切付诸云烟，较近的变迁，诡谲多端，凌夷世道，倘不把它记述下来，嗣后钩沉探索，那就难以捉摸了。这一点，我是很感兴趣的，和编委诸君，羣策羣力，没有多久，书就问世，分上下两大卷，插图多至一千余幅，其中什之六七，都是钱氏供应的。惜是书印数不多，迄今已无留存。钱氏集藏，经“文革”运动，散佚大半，那么是书成为可贵的文献了。若干年前，有位孙文熙君拟把是书付诸重印，委作一前言，我也欣然应命，奈征订寥寥，也就废然而止了。

福州路不是还有一家中央书店吗？这是平襟亚笔名秋翁独资经营的。这家书店发祥于一部长篇小说《人海潮》。《人海潮》是在韬晦避难中涉笔，是因祸得福的产品。原来平襟亚得罪了女诗人吕碧城，碧城诉诸上海法院通缉襟亚，并出慈禧太后所绘观音像作为悬赏，襟亚改姓名为沈亚公，匿居苏州调丰巷，伹和我们几位星社同人，暗暗地还是交往的。他为消遣计，把目击耳闻的故事，写成了社会小说《人海潮》五十万言，由我为之编校，我且为他转请袁寒云书封面。结果是案由钱芥尘为和事老，调解撤销，襟亚携了这部稿子重回上海，在麦家圈办中央书店，作为是书的发行所，果然博得读者欢迎，然后移至福州路，再出《人心大变》《人海新潮》，业务乃蒸蒸日上了。

孙玉声是清末民初的老作家，他也在福州路办了一家上海图书公司，由一位俞姓的为他经营，居然也出了好几种书。我和赵眠云在苏州编刊《游戏新报》及《消闲月刊》两种杂志停刊了，我就把其中的短篇小说，整理一下，给上海图书公司，印为单行本，名《小说素》。又赵眠云在《小说日报》上连载的小说《双云记》，也是由我整辑，介绍给玉声付诸刊行的。

此后，鄞人徐步蠡，在霞飞路创中孚书店，发行通俗文艺作品，委我主笔政，出版了范烟桥的《茶烟歇》、王蕴章的《云外朱楼集》、周瘦鹃的《紫罗兰庵小丛书》、戚牧的《饭牛翁小丛书》、赵眠云的《云片》。又辑《三国大全》，未竟其功，中孚已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