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

唤醒内心觉醒与人性回归之光

——长篇小说《妙音鸟》访谈录

△周立民 ◎张学东

△新近出版的《妙音鸟》是你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相对于带有强烈个人记忆的第一部长篇《西北往事》，这里所描述的世界更多来自你的想象，而不是亲历性的经验。这对作家未必就是坏事，你可以放开手脚，不会为具体的现象束缚住；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写作又无不是个人的体验和想象合作的产物。但我还是想问一问，你怎么会萌发创作这样一部作品？从时间段上，小说写了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期间发生在羊角村的事情，这似乎是一个出生于五六十年代作家更有把握的时间段，而对于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你是如何对这一段生活产生了兴趣？

◎我觉得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审美标准和情趣取向，就像每个学者必然会有他自己的研究方向，一旦确定了目标，就会矢志不渝地朝着那个方向迈进。与其说，我对那段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倒不如说是那段生活，总是在我遥远的身后闪烁着奇特的微光，特别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时常能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像个贪玩的小孩，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是慢吞吞地一步三回头朝着身后张望，而正是来自于身后的那一团微弱的光芒将我深深吸引，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或者，完全不顾大人抱怨的呼喊声，一味地转过身朝着那未知的光亮寻寻觅觅——在这里我捕捉到了那种陌生陈腐的阴郁气息，在这里我也发现了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天地。这大概就是寻觅者的乐趣，也是我写小说的原动力。《妙音鸟》写上世纪那段特殊的历史，它的确是有难度的写作，可以说处处都充满了挑战。比如：如何让间接记忆变成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事物？如何让一堆几乎失去生命力的历史材料变成真实别致的好细节？如何让自己的小说完成后能从同类作品中跳出来……而所有这些因素，对一个作家来说恰恰是最有意义的，我一直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情。我很愿意将《西北往事》与《妙音鸟》放在一起说，它们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作品，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面，或两种时态：在前者那里，那段历史已经发生过了；在后者中，那段历史即将或正在发生。这样说来，我不过是那个贪玩的小孩，在该回家吃饭和睡觉的时候，继续在外面逗留，只为寻觅到那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

△“寻觅到那一团即将逝去的微光”，这个说法很好，在小说中，这团光是通过妙音鸟这个带有象征寓意的意象体现出来的。你解释说“妙音鸟”是一种有着美妙绝伦的叫声，让闻者潜心向善、皈依正道的神鸟，在小说中少年红亮历经苦难皈依佛教的经历大约最为形象地反映出这种召唤。甚至读到小说的最后，连那个似乎总是作为“恶人”的广种也有着对秀明的几份深情，让人也感到了一种“向善”的力量。当然，小说不会是仅仅如同教义一样劝人向善，说实话，我倒觉得小说中宗教的力量并不很强，反倒有着极强的现实关怀，当然，中国佛教本身就有很强的世俗性。

◎无可否认，《妙音鸟》的确涉及到了佛教那些博大精深的意象，但这只是故事和人物命运发展的需要。红亮历经坎坷迷途知返归依佛门，直至最后成为有名的弘量师傅，这条线索在小说里我基本上是淡化处理的，红亮的归宿我几乎一笔带过，这也足以表明我个人的观点。一部小说绝对不能简单化为教义式的“劝世警言”，那样，写作本身已失去了意义。我一直认为，人性的善、恶是有条件的，就好比化学里的氧化反应，首先取决于被氧化的物质，无疑金属类的最易；其次，取决于氧，也就是物质周围的环境，当然还有温度、湿度，等等。当那场特殊历史悲剧如火如荼上演时，人性就开始急剧分化，三炮也好，虎大也好，还有广种，他们代表了人性里的“恶”，在政治魔力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就被发挥到了极至。但是，我始终相信，他们也有善的一面，他们是摆在历史舞台上的一块铁，想一想，那种特殊环境，那种白炽化的高温，铁是最容易被氧化掉的。小说结尾，那段历史渐近尾声，人们的热度下降了，头脑不再疯狂和发涨了，智商渐渐恢复了，一切都朝着正常的轨道迈进，恶人做恶的时代结束了，恶人也是人，这一点不能忽略。向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疑是生存的一种策略，一旦大环境改变了，人就会跟着变。你说佛教本身具有很强的世俗性，我完全赞同这一看法，而我还要强调，小说本身就是世俗的“街谈巷议”，它跟宗教在一定意义上有着相似性和同构性，所以，我在创作之初毅然决定，要将那段历史跟佛教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这代表着历史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它们都具有扎根土地和人群的世俗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