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星的卫星

我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八楼的心脏病病房区找到了父亲。这是一间双人间病房，另外一张床空着。父亲说他的医疗保险只能报销普通病房一个床位的费用，怕这样医院会多收费。

“我从来没要求住双人间。”他说。

我说普通病房的床位可能满了。

“没满。他们推着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我看到有几张床是空着的。”

“那就是因为你身上得连着那个东西。别担心，要是多收费，他们会告诉你的。”

“这倒是有可能，他们不想把那玩意儿架在普通病房里。我猜我的医疗保险里应该包括那玩意儿。”

我说肯定是这样。

父亲的胸口贴着电线，床头上方挂着一个小屏幕。伴随着令人紧张的嘟嘟声，一条锯齿状的亮线在屏幕上显示出来，那是他心脏的活动情况。我尽量不去看屏幕。在我看来，如此密切地关注心脏——实际上是把本来非常隐秘的活动夸张地显示出来——无异于自找麻烦。凡事一旦如此暴露，就会愈演愈烈，以至于最终失控。

父亲却好像并不介意。他们给他服用了镇静剂。你知道的，他说，就是那种能让人快乐的药丸儿。现在他看上去确实既平静又乐观。

前一天晚上却是另一番情形。我开车把父亲送到医院急诊室时，他脸色苍白，双唇紧闭。他打开车门，站起身，平静地说：“你还是给我弄辆轮椅来吧。”每逢危急时刻，父亲说话总是这种语气。有一次，家里的烟囱着火了。那是个周日的下午，我正在用别针把一件裁好的衣服别起来，父亲走进来，也是用这种不动声色但充满警告意味的语气说：“珍妮特，你知道哪儿有发酵粉吗？”他想用发酵粉去灭火。后来他说：“我猜是你的错——你不该在礼拜日做针线活。”

我在急诊候诊室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值班的心脏病专家叫了来，是个年轻的医生。这个医生把我叫到走廊里，告诉我父亲的一个心脏瓣膜受损严重，应该立即接受手术。

我问他如果不做手术会怎样。

“那就得卧床。”医生说。

“多长时间？”

“可能三个月。”

“我是说还能活多长时间？”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医生说。

我去看父亲。他坐在床上，床外边挂着帘子，把房间那一角隔开。“情况不好，是不是？”他说，“他告诉你我心脏瓣膜的情况了吗？”

“也没有那么糟糕，”我说，然后把医生说过的所有积极的话重复了一遍，或者说夸大地说了一遍，“暂时没有什么危险。要不是心脏有毛病，你的身体还是很好的。”

“要不是……”父亲沮丧地说。

我开车开累了——从中午开始，先是一路开到达格利什去接父亲，然后又返回多伦多——还惦记着把租来的车按时还回去。另外，刚才在候诊室里读到的一篇文章也让我恼火不已。那篇文章写的是另一个女作家，比我年轻漂亮，也许还比我有才华。我去英格兰待了两个月，所以刚看到这篇文章。我一边读一边在想父亲会说什么，耳边似乎响起了他的声音：嗯，就没在《麦克林》上看到写你的文章。要是看到过，他就会说：嗯，这篇东西写得一般吧。父亲语调幽默，话里面饱含着对女儿的宠爱，但总是让我感到沮丧。我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很简单，那就是：无名时为名誉而奋斗，出名后为名誉而歉疚。总之无论成名与否，你都难辞其咎。

医生的话没有让我感到意外。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很高兴自己能够平静地接受现实，就像自己能够包扎伤口或敢站在让人觉得摇摇欲坠的阳台高处往下看一样。我想是的，是时候了，该发生点儿什么了，于是事情就来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都会觉得难以接受，而现在我却十分平静。我从父亲脸上看到了他的不甘——就像三四十年前那样不服输。我硬起心肠，故作轻松地跟他开玩笑道：“‘要不是’就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