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斯夫人和基德夫人

克罗斯夫人和基德夫人认识八十年了。她们是在幼儿园时认识的，那会儿还不叫幼儿园，叫学前班。在克罗斯夫人心里，关于基德夫人的第一个画面是这样的：她背着手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诗歌，眼睛黑黑的，一张小脸扬起来，声音听起来非常自信。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你去任何音乐会，任何娱乐性的聚会，都能看到基德夫人（那时她不叫基德夫人，叫玛丽安·波瑟顿）的身影：黑黑的头发，留着厚厚的齐刘海，穿着浆过的背心裙，裙边笔挺，像两只小翅膀，正流利、充满感情地朗诵诗歌。哪怕是今天，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也会随时朗诵起来：

“今天，我们法国人攻占了雷根斯堡。”

或者：

“我知道的那些船都在哪里了？

半个世纪前，

它们曾停靠在芬迪湾。”

她停下来不是因为不记得了，而是想让别人问“这是哪首诗？”或“这不是《第三个读者》里的诗句吗？”这些问题会让她朗诵得更起劲：

“带着美丽和庄严的荣光。”

基德夫人对克罗斯夫人（多莉·格兰杰）最初的印象是她那红红的、宽宽的脸庞，下垂的裙边，浅色的粗发辫和洪亮的声音。她还记得那是一个雨天，孩子们都挤在操场边的屋檐下。女孩子们在玩一个游戏，实际上是一种舞蹈，一种弗吉尼亚里尔舞，配着的歌词是：

“旧的铜马车颠颠簸簸，

旧的铜马车颠颠簸簸，

旧的铜马车颠颠簸簸，

你就是那个人啊，我的宝贝！”

大家一起旋转、跺脚、唱歌，没有人比克罗斯夫人玩得更起劲了，虽然在这些女孩子里面，她年龄最小，个子也最矮。

克罗斯夫人这些本领是从姐姐们那里学来的。而基德夫人是独生女，她不会玩这个游戏。

年轻一些的朋友们得知这段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的交情后，都会认为这两人一定有很多共同点。只有她们自己记得不同是怎样产生的，而且这些不同多多少少一直延续到今天：基德夫人和父母住在邮局和海关楼上的公寓里，她的父亲是邮局局长；克罗斯夫人和父母、两个姐姐、四个兄弟住在纽盖特街的排屋里。基德夫人去圣公会教堂，克罗斯夫人去自由循道会教堂。基德夫人二十三岁结婚，嫁给一个高中科学课老师；克罗斯夫人十七岁结婚，丈夫在湖船上工作，一辈子都没当上船长。克罗斯夫人有六个孩子，基德夫人有三个。克罗斯夫人的丈夫在四十二岁时突然去世，没有人寿保险；基德夫人的丈夫在附近的一个镇上当了很多年高中校长，退休后去了戈德里奇，有退休金。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直到最近才缩小了，是因为孩子们。虽然克罗斯夫人的孩子们受教育水平没有基德夫人的孩子们高，但就平均收入而言，两方不相上下，而克罗斯夫人的孙辈们收入更高。

克罗斯夫人在山顶疗养院住了三年零两个月，基德夫人住了差一个月满三年。她们俩心脏都不好，都坐着轮椅，以节省体力。她们第一次聊天时，基德夫人说：“我没看到山顶啊。”

“可以看到公路，”克罗斯夫人说，“我猜疗养院的名字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们把你安排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回去的路，不过房间很漂亮，是单人间。”

“我的也是，也是单人间。你的房间在餐厅那边还是这边？”

“噢，那边。”

“挺好的，那地方最好了。那边的人身体都不错，不过费用也高。身体越好，费用就越高。餐厅另一边住的人都有些神志不清。”

“年纪大了？”

“对。这边住的人年纪小一些，不过有点那样的毛病。比如说——”她朝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唐氏综合征患者点点头，那人正在试着吹口琴。“我们那边也有年纪小一些的，但是这儿没问题，”她拍了拍头，“只是身体有些毛病。一旦生活不能自理了，就得去楼上，那儿住的都是些快不行了的。那些疯了的又是另一回事，他们被锁在后面的配楼里。那是些真正的疯子。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地方，住着那些可以走动、但是随地大小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