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紧贴当代中国社会脉络

立诚兄的“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对今天这种社会思潮作了细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甚有意义，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思潮如此不同，有的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从“学风”上说，产生这种分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是否紧贴中国社会的脉络。

大学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我的专业课之一。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突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时，30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浙东学派突然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是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例如，在今日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最突出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出现，即“文化”通过技术或“文化工业”大批量“复制”,成为行销的商品。这种“文化”或“文化现象”，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缺欠。战后，在美国最终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流行／大众文化”最为发达的美国为典范，对“流行／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作了鞭辟人里的分析和批评，可谓振聋发聩，确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这样，今天中国的“文化批评”者们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不必细举，读者只要稍稍翻阅有关文章，便可发现多数几乎是“全盘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过，认真思考一下，把这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全盘照搬过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或者说，其实也不符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实质。

20世纪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它的批判锋芒首先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它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激烈的批判，但对斯大林的苏联也作了程度不同、有的还是相当严厉地批判和否定。它的晚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左派法西斯主义”这一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备受批评的概念。对这种批判，人们可因种种原因或是赞同或是反对，但应该承认，它首先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批判，是一种反对政治专制、极权的理论。不错，它对“自由主义”也有严厉的批判，但它是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和坚持并不彻底（它认为是这样）这一角度来进行批判的，而不是对自由本身进行否定。尽管他们对美国、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至将其与法西斯独裁相提并论。但值得玩味（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当面对法西斯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时，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而且，一旦“自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中“自由”与法西斯的本质区别，它的不少成员甚至挺身而出直接为“自由”而战，如著名的马尔库塞在二战时还加入美国的战略服务处。对“纯学术”、“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的这种自觉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不应忽略但恰恰为中国的某些学者无意或有意忽略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