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22-

随后，我对彼得罗提出我要把两个女儿带走。很明显，他很为难，但为了能多和多莉娅娜待在一起，他愿意作出任何让步。我去那不勒斯和尼诺谈这件事情，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论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把我带到了多莫路上的那套房子，现在，我们通常都是去那里。尽管每次都有一种仓促的感觉，那里破旧的床单让我有些厌烦，但我知道他一直住在那里，那是他的家，见到他很幸福，所以我总是心甘情愿地去找他。我对他说，我已经想好了，要和两个女儿搬回那不勒斯居住。他表现得十分惊喜，我们庆祝了一下，他说要尽快给我们找一套房子，他想承担找房子的责任。

我松了一口气，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四处奔波、悲喜交集的生活，现在是消停的时候了。我有了一点儿钱，彼得罗也会给我孩子的抚养费，而且我正要签一本报酬丰厚的新书。除此之外，我终于感觉自己成熟了，地位越来越高，我以新身份回到那不勒斯，这对我的工作可能会是一个激励和促进。尤其是，我要和尼诺生活在一起，和他一起散步，会见他的朋友，进行交谈，晚上参加很多文化活动是多么美好的事儿。我想租一套明亮的房子，可以看到大海，这样两个女儿就不会怀念热内亚的舒适生活。

我避免给莉拉打电话，我没告诉她我的决定。我很肯定，她一定会强行掺和进来，介入我的生活，我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给卡门打了电话，在那些年，我和她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关系。为了让她高兴，我和娜迪亚的哥哥阿尔曼多见面了，我发现，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医生，也是无产阶级民主党的一个要人。他充满敬意地接待了我，他赞扬了我最近写的那本书，并邀请我去城里的某个地方，和读者谈论这本书。他把我拉到了一个有很多人收听的电台，那是他自己建立的一个电台，在一个异常凌乱的地方，他对我进行了采访。但是，我打听他妹妹时，他变得遮遮掩掩，他把我的询问称为“持之以恒的兴趣”。他说，娜迪亚现在很好，她和母亲一起去远方旅行了，没有别的。关于帕斯卡莱，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感兴趣。“像他那样的人，”阿尔曼多强调说，“是这伟大政治阶段的毁灭者。”

在卡门跟前，我非常委婉地谈到了这次会面，很明显，她还是很难过，那是一种沉重的难过。这让我每次去那不勒斯时，都会去看她，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一种我可以理解的不安。帕斯卡莱是我们的帕斯卡莱，无论他做过什么，我们都很爱他，或者说，无论人们认为他做了什么，我们都爱他。关于他，我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非常模糊：我们在城区图书馆相遇的那次，在马尔蒂里广场上打架的那次，他开车带着我去看莉拉的那次，还有他和娜迪亚出现在佛罗伦萨的家里。我对卡门的记忆要更清晰一些，她孩童时代的痛苦——警察抓走她父亲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现在加上了她对哥哥的忧虑，她一直在操心着哥哥的命运。假如之前我们只是孩童时代的朋友，因为莉拉的缘故，她成了卡拉奇家的新肉食店的售货员，现在她是我很愿意见面、很在意的一个人。

我们在多莫街上的一家酒吧里见面，那地方很黑，我们坐在对着街道的门边儿。我跟她详细说了我的计划，我知道，她会告诉莉拉的。我想，这也没什么问题。卡门穿着黑色的衣服，满脸沉重，她一声不吭地听我讲，中间没打断我。我感觉我的一切都很轻浮：我穿的体面衣服、尼诺，还有想生活在一栋漂亮房子里的愿望。最后她看了一下表，对我宣布说：

“莉娜马上就要过来了。”

我有些不安，我约的是她，而不是莉拉。这时候，我也看了看手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