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马国瑞问

2006年3月16日，残雪在北京的金榜园家中接受德国汉学家马国瑞（Rui Magone）的采访。在场的有马国瑞的学生Kilu VON PRINCE，美国爱茉丽大学教师蔡蓉、Li Hong，还有一位记者昶伟。

马：您能谈谈你如何成为一个作家的过程吗？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像有的作家一样，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一块当作家的料子呢，还是把当作家当作一个目标去努力，然后获得成功的？

残雪：这个问题很有深度。让我想一想。应该说，我成为作家既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又是一个偶然吧。首先，我从小同别的孩子确实有些不一样，性情非常激烈，极具叛逆性，但与此同时又非同一般的内向，喜欢做白日梦。我儿童时代的那些白日梦其实就是在演绎初级的艺术。由于酷爱幻想和白日梦，当然就会同周围的环境有很大的冲突。所以不论在家族中还是在社会上，我都是个不那么受欢迎的人。现在看起来，这些正好是成为文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不过在那个年头，以我们家庭的境遇，谁又会想到这上面去呢？根本就不可能嘛。也许正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前提，促成了我后来成为这种特殊的实验文学作家。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一个作家，我追求精神生活是从我内部生发出来的强烈需要。我的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白日梦，我一直在出自本能地反省、锤炼自己。快到30岁时，才遇到了机会，拿起笔来进行正式的文学创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偶然吧。如果没有解禁，我就不会跃跃欲试地去投稿，投了也不会被接受。那么，我就只好写在日记本上了。所以成为作家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通过外部环境的变化实现了我内部的必然性。

就我的这种文学种类来说，我很怀疑一个人可以将当作家当一个目标去努力，因为这种文学太依仗于天赋了，没有人可以操练得出来的。我一直就说，我的小说是潜意识与理性合谋的产物。理性可以通过艰苦的学习训练得到加强，但潜意识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有些神秘的，你只能用你自己的虔诚，你的素养去保护它，发展它，让它自然而然通过你的笔端流到纸上，却不可能操控它。我发现自己具有“自动写作”的才能也是偶然的。那是在写处女作《黄泥街》的时候忽然出现的转折。有一天，我发现我写下的句子自己无法预料，也不能理解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在控制我手中的笔。然而无端地觉得，那才是我真正要写的东西。今天我只能说，这种文学的敏感是天生的，不是一般人能具有的，而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只有运用他们的方法，才有可能开掘我们自身的潜意识，否则搞出来的就只是一些表层的东西。比如王蒙的“意识流”，那算什么意识流啊，全是一班批评家在瞎吹，靠他吃饭。充其量也就是一些回忆罢了。真正的意识流是要开掘的，而不是被动的回忆。以他那么陈旧的思维方式，根本不可能搞出真正的创新。当然他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深度，但那与他的“创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又扯远了。再回到你的问题。作为我这种文学工作者，最忌讳的就是把“当作家”作为目标去努力。因为你要“当作家”，就必然面临一个社会承认的问题。而“自动写作”只不过是我个人的精神操练，就像儿童时代的白日梦一样。如果你让外部社会侵入到你内部，搞得你日夜不安，你就无法进行这种操练了。文学发展了我的精神，使我能不断地改造自身，拯救自身。虽然我也很喜欢“当作家”，出名，但那是我的世俗生活，我总是根据自己的精神生活来调节我的世俗生活的，凡是不利于精神发展的世俗追求我都放弃。如果是为了精神交流（比如出书），我也会像个市侩一样津津有味地策划这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