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我与西垣秀次常在研究所的楼道里相遇。

从他那挺直的腰身，标准的步伐，我很快判断出了他的出身，在一次全所的忘年会上，确定了我的判断。那个老鬼子在喝了酒之后竟龇牙咧嘴地唱了一首河北民歌《正月里来是新年》。其河北腔发音吐字之地道连我这个中国人也忘尘莫及。

尽管在场的听众没人能弄懂词中的含义，鼓掌也是热烈的，他们是冲着那陌生的旋律，冲着那抑扬顿挫的节拍鼓掌的，内中也含着日本人能将中国歌曲唱到如此程度的自豪和对演唱者的礼貌。由衷鼓掌的只有我一个，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个侵略华北的日本鬼子。

我像一只非洲猎豹，怀着一种获取猎物的心理迂回地接近着他。故意制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不期而遇故意拿出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去请教。直觉告诉我，他参加过一九四三年的华北大扫荡，否则他没有资格编撰“华北陆军作战史”，不会唱出就是今曰河北人也唱不出的《正月里来是新年》。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中国回归日本的残留孤儿安置问题显露出日本经济法律的弊端，我与西垣被临时抽调出来组成小组，对―些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以向国家提出合理的建设性意见。西垣的抽调是由于他对二战情况的熟悉和他那口流利的汉语，我的加入是由于这些完全中国化了的日本人，到日本后从文化现象的冲突到社会意识经济观念的冲突，由心理转变到文化环境的认同以及完成国籍和民族的归属与重新接纳，不是一个筒单过程，这中需要中国、态方面的理解与可施方案的提出，所以我的位置举足轻重。

西垣秀次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用不着再“找机会”，只要上班，我们整天都泡在一起，进一步的接触构成了彼此的了解。感情的沟通却突出了某些观念的格格不入，这种格格不入是点与线的差别而不是同一事物深浅程度的区分。

举例来说。

为了调查残留孤儿的安置情况我们一起驱车走了不少县份。有一天侉晚，我们在筑波湖畔的一个村庄歇息，正是三月末的天气，遍野的櫻花开得灿若霞光，与西天的云朵连成一片。我们在湖边散步，一老一少，留恋于这花影湖光之间。

樓树林的深处有座黑暗的墓碑，我们朝它走去。那是一个十九岁姓山田的日本士兵的墓，年深日久，碑的低洼处已长出层层绿色苔藓，许多字迹也已模糊不清，但碑顶“忠魂”两个大字仍清晰可见。仔细辨认，这个姓山田的青年是一九四二年元月从军，同年四月在中国河南平顶山战死的，在中国不到三个月便亡命他乡了。碑文由他所在军团黑田泰正大佐亲自撰写，文中满是崇敬溢美之词，其中不少为中国人熟悉并反感。墓后不远就是农舍，那该是山田家的老屋，现在居住着的当是山田的兄弟们。想当初那个十九岁的青年，本可以在这富饶美丽的湖畔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当一个殷实的农民，做一名威严的祖父，然而他却在风华正茂之年，披甲荷戈，踏上异国土地，由杀人而被杀。

西垣秀次对着墓碑鞠了个直起直落、很有力度的躬。

我冷冷地看着他。

西垣说，十九岁，可惜。和我的孙子一样大。

我说，可惜。

西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说，在你看来，眼前这粒麦子是落在地里死了呢还是没落地里就死仪

西垣说，当然是落在地里的。

我说，结出了什么样的子粒呢？

西垣说，更为饱满优秀的子粒。

我说更为黩武的一群？

西垣说，不。是一种精神，一种只有日本人才能理解和体会的精神。三十年代，凭借这种精神我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必须，是靠武力猎取的崇拜，我们为此忍受了一切，包括牺牲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