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次日上午，我雇了一名速记员把堆集的邮件大都清理掉；又跟我们旧金山的律师通过电话交谈一下——我们试图帮助一家面粉厂客户免于破产；还花了一个小时研究怎样减少我们该付的州税；我一直是个挺忙的生意人，感觉自己相当正直；下午两点钟我干完了当天的活儿，就跟诺拉出门去吃午饭。她下午有个桥牌约会。我便去找吉尔德，早晨我跟他通过电话。

“这么说自杀那件事是个谎报了？”我们握过手，舒舒服服坐下后，我问道。

“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人根本不是魏南特。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通知了费城警方魏南特从那里打来了一封电报，并且在电台广播了他的长相，因此接下来那个星期里，宾夕法尼亚州有一半地区，凡是留着连鬓胡子的瘦子都可能是魏南特。那个家伙姓巴尔罗，我们大致可以断定他是个失业的木匠，遭到一个黑人抢劫时中了弹。他现在还不大能讲话。”

“他想必不会是让一个和犯了警方同样错误的人枪击的吧？”我问道。

“你的意思是说那人以为他是魏南特吗？要是真有点眼力——这倒也有可能。是不是？”

我说我闹不清楚。“麦考利有没有告诉你他收到了魏南特的电报？”

“他没告诉我电报内容。”我便对他说了，还把我知道的罗斯瓦特的事也讲给他听。他说：“这就有意思了。”

我又告诉他魏南特还给他姐姐写了封信。

他说：“他倒给不少人写信，是不是？”

“我也这么想。”我向他描绘了维克多·罗斯瓦特的长相，说若加整容，倒跟克里斯坦·乔根逊长得相似。

他说：“听你这样的人讲话，总没有什么坏处。别让我拦住你，接着说吧。”我告诉他我知道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他朝椅背上一靠，晃来晃去，眯起他那对浅灰色眼睛，凝视着天花板，半晌后说道：“这些事倒得调查调查。”

“阿伦敦那个受伤的家伙是让一把0.32口径的枪支击中的吗？”我问道。

吉尔德好奇地盯视我片刻，然后摇摇头。“是一把0.44口径的。你对这有了什么想法吗？”

“没有，只是脑中想到什么就追踪问问。”

他说：“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接着他又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再开口时却好像想到了什么别的事似的。“你问起麦考利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那没什么问题。当时他赴一个约会迟到了，据我们了解他从三点零五分到三点二十分那段时间是在第五十七号街一个姓赫曼的家伙的办公室里，这段时间很关键。”

“为什么说三点零五分？”

“对了，这事你不知道。我们找到了一个姓卡莱斯的家伙，他是在第一大道干洗染活儿的，在三点零五分时到沃尔夫小姐那里去问过有没有什么要洗的东西，她说没有，还对他说她正要出门。因此我们就把作案时间限定在三点零五分到三点二十分之间了。你别是真怀疑麦考利吧？”

“我对谁都怀疑，”我答道，“三点零五分到三点二十分那段时间，你在哪儿？”

他哈哈笑了。“我其实是这伙人当中唯一没有那种不在犯罪现场证据的人。我当时在看电影。”

“别人都有不在犯罪现场证据吗？”

他点点头。“乔根逊跟他太太一起离家时大约是在三点差五分——可他又溜到西第七十三号街去看一个叫奥尔佳·芬顿的姑娘——我们答应不把这事告诉他太太——在那里一直待到五点钟左右。我们也知道乔根逊太太干了什么事。他们夫妇俩出门时，那个女儿正在梳妆打扮，三点十五分叫辆出租车径直到伯格道夫-古德曼家去了。那个儿子整个下午都泡在公共图书馆里——老天，他读的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书。莫瑞里是在第四十号街一家酒馆里。”他笑道。“可你当时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