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与张叹

——一则小说的方言例

若非张爱玲在20世纪80年代初叶耗费心血、独力译注韩子云（笔名“花也怜侬”）的吴语（苏白）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成国语本，这部在胡适笔下堪称“苏州土白文学的正式成立”之作恐怕也只能在《小说考证》（蒋瑞藻著）、《中国小说史》（范烟桥著）、《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或者《胡适文存》一类的学术研究丛书和散论中聊备一格而已。尽管张爱玲在译注此书之后的跋语中如此慨叹：变成国语本通行的《海上花》“有点什么东西死了”；也尽管熟悉吴语的读者绝对可以借胡适的话语褒贬这种翻译会“失掉原来（按：也就是指方言文学本身的语境）的神气”，然而无论如何，这部小说总算是透过再一次的刊刻面世（1983年11月原始版、1922年6月典藏版，皆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印行），还不能不说是沾了张爱玲本人的名气的光。

张爱玲喜爱、推崇《海上花列传》不亚于胡适，但是她喜爱、推崇此书的道理却和胡适不尽相同。这里先从胡适说起。

方言怎么为国语革命？

1926年6月30日，胡适在北京完成了他为《海上花列传》所写的长序，其中明白指出此书作者“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话”。接着，胡适还引录他自己在《吴歌甲集序》中的文字说明：他之所以推重此书乃是基于“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从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他甚至进一步说：“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

方言语汇可以“丰富”国语文学的这个论调恐怕是以北京官话为主体的白话文运动以来的一个定见了，这个定见背后有个基本的假设：无论南腔北调、俚词俗语都可以经由一种“标准书面语化”的过程编入一个较强势的方言主体里去，成为这个强势方言主体“有益”的一部分。初听乍看，非国语的方言（无论它是吴语、粤语、闽语……）文学的确值得提供——因为它们各自所拥有的丰富语汇最后变成了国语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然而，这当真是在提倡方言文学吗？抑或只是在想像中将方言语汇从它本身的语境中加以拆解、割裂，再锻接到所谓的国语（胡适所谓“最优胜的一种方言”）文学里去呢？从这个基本面看去，胡适只是把“方言的文学”当作“国语的文学”的一个准备。在对抗文言文建制和传统的历史阶段，胡适的打着方言文学的旗帜提倡国语文学的策略似乎顺理成章——起码在那篇长序里他指出：要“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是可笑的。这话自然会引得痛恨八股制艺的五四青年同声一笑。可是，早在胡适写那篇长序之前三十多年执意全以吴语写《海上花列传》的韩子云口中，方言文学非但不是国语文学的一个准备，它恐怕还是当时作为主体语言的北京官话文学对立面上的一个异端。胡适在序中引孙玉声《退醒庐笔记》的材料，明明白白知道韩子云用吴语书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画的文学革命”，却把这主张、革命收编到国语文学战争的次级部队里去；韩子云明明白白这样说：“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而胡适却在揄扬韩子云的“开山大魄力”，奖掖《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运动的胜利”的同时，导出了“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这么一个结论来，后人不禁要问：方言怎么会为国语革命起来？

用眼睛翻译给耳朵

据胡适那篇序文所引的《海上花列传·退醒庐笔记》一条看来，作者孙玉声说他和韩子云萍水相逢于北地，在同乘长途客轮南返的旅程之中，相互交换两人各自未完成的小说稿。韩所撰者即是当时题名为“花国春秋”的《海上花列传》，孙所撰者则是以京语书写的《海上繁华梦》。孙氏还在船上“训练”了韩子云一番，以为吴语限于一隅，“恐阅者不甚了了”，日后果然如孙氏所言，《海上花列传》“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孙玉声其实意不在赞赏韩子云的“绝好笔墨”，而是洋洋自得于他自己的小说畅销：“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晓畅，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