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闲情与野性

——一则小说的走马灯

20世纪80年代中，我从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处听来一则说书人的轶闻，大意如下：杭州有说书人某，不详其姓字，只知此人擅说《水浒》，尤精于“武十回”；而在“武十回”中，又以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见长。这一回之所以脍炙人口，不消说，自然是因为武松至狮子桥下酒楼打杀西门庆的场面火爆惊人。一日，说书人说到“武松径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忽地一拍惊堂木，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照说此回不应结束于此（至少在施耐庵的“定本”上，武松得提了两颗奸夫淫妇的人头，来到武大灵前供祭，才算完事），可是这说书人就此打住，也许形成了比原书更具招徕次日听众的悬疑，也许当日即兴跑马、闲说扯淡的时间占得太多，也许跑马扯淡的目的正是为了卖一个关子，以利明日续做生意。总而言之，他没说出那个精彩的段子。下台后来了位体面的人物，自称是这位说书人的书迷，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掏出沉甸甸的一包银两来，向说书人一揖，道：“小弟是个生意人，明日得往上海走一趟。这一去需耗时三日，便听不到武松打杀西门庆的一节了。好不好烦请老兄拖上一拖，待三日之后，我完了生意回来，老兄再往下说？倘若小弟果能听得着这一节，还有重谢。”看在银子的分上，说书人慨然允诺。三天之后，生意人自沪返杭，但听说书人惊堂木一拍，道：“且说那武松一步抢进酒楼，便问酒保道：‘西门大郎和什么人吃酒？’……”

显然，生意人并未错过他要听的段子，说书人想必也额外挣得不少银两落袋。可是，这则轶闻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书人究竟使了什么招数同时吸引也满足了这三天里日日前来捧场的顾客？我们只能猜测：在接下来的第一天里，说书人得想出一个比杀人报仇还要火急的情况好让武松在狮子桥下酒楼前受阻。而且，由说书人凭空即兴衍生出来的故事还得足够有趣，好让楼上的淫棍恶徒西门庆得以多活三天。

这样一则轶闻甚至使章回说部的“定本”都显得可疑起来。因为“定本”不正是从许多无名说书人凭空即兴、敷衍铺陈的纷纭众说之中撷采收拾、搜求葺补而来的吗？又焉知“定本”里面许多可喜可愕、可哀可叹的经典段落不是来自那些无名书场中无名说书人的随机应变、信口开河呢？

闲中著色，精神百倍

石玉昆，另一个说书人。和前一个差不多的地方是：也没有谁知道他的出身、经历乃至职业详情。这个名字之所以流传，全仗曲园老人俞樾。俞曲园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以及提督、学政之职。罢官后寓居苏州，一意治经学，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著有《春在堂全集》五百余卷，对小说作过相当多细腻且独具见解的考证。正是俞曲园，从潘祖荫手上得到一部来自北京的说书人底本《七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其中前半部的包公断案故事又可溯自明代的《龙图公案》十卷，又名《包公案》）。不过俞曲园对此书开篇的《狸猫换太子》情节之不合正史并不满意，于是“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复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以合乎书中登场主要侠客之数；并为之作序，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刊刻出版。值得附志于此的是：俞曲园并未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尽悉删去，他只是将之移至第十八回之中。换言之：这位酷爱小说的经学家并不曾因小说“篡改”了正史而诬之毁之，他的改写恐怕还是一种维护与保存。质言之：一段于道貌岸然的学者可能“不经”、“不伦”的叙述——在俞曲园看来，放在第一回也许易启诟詈，可是放在第十八回的话，其离经叛史的野性已然在前十七回荒诞、诡异之叙述掩映下不那么突兀和乖张了。俞曲园在序中称道此书：“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并且形容了这么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