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格里森姆

布莱斯维尔的那家书店

阿肯色州，布莱斯维尔

1989年，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时，我载了满满一车尾厢的书上路，想要打出点名声，开启一段新的职业生涯。然而这是个英勇的错误。接下来一个月里，我的小说销售惨淡，我因而惨痛地认识到，卖书远比写书要难。尽管图书馆、咖啡店和杂货店普遍挺欢迎我，但大部分书店都不愿费心来销售一本不知名作家的处女作，而且它还出自一家穷到连图书目录都做不出来的小型出版公司。第一次印刷的五千册书大部分都没销出去，就别说第二次印刷了，平装版或外文版更是想都别想。我的新职业刚起步便遭遇了瓶颈。

然而，有少数几个明智的书商看到了其他人没看到的东西，给予了《杀戮时刻》热情支持。他们一共有五个人，玛丽·盖伊·希普利便是其中一个，她来自阿肯色州的“布莱斯维尔的那家书店”（That Bookstore in Blytheville）。我一直怀疑玛丽·盖伊之所以帮我是因为我的家乡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勒，离布莱斯维尔并不远。我小时候去过我祖父在布莱斯维尔主街上的乐器店，所以玛丽·盖伊跟我算是有些共同点，虽然这些共同点不怎么可靠。

我很快放弃了幻想，不再指望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能登上畅销书榜。我厌倦了叫卖车后厢的书。于是我转而专心创作第二部小说《陷阱》。玛丽·盖伊读完这本书的样书之后，说转机要来了。我答应去她店里做一场签售会。1991年3月17日，周日，我来到了书店。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她丈夫保罗弄了一些绿色啤酒来搭配绿色爆米花和其他类似的东西。

那是一个阴冷多风的三月天，天气并不十分怡人，但玛丽·盖伊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因而书店里人头攒动。我给书签名，摆姿势拍照，跟每位顾客聊天。总的来说，我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书卖得挺好，我欣喜若狂。还有一件事也使得那天成了一个重要的日子：《陷阱》在那天第一次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排在第十二位。我猜我的生活即将发生改变，虽然不可能知道变化会有多大。

在玛丽的书店的后方有一个大腹便便的旧炉子，周围摆着儿童书和摇椅。那天晚些时候，我们聚在炉子旁，我朗读我的小说，讲述它的创作过程。我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毫不在乎时间长短，而大家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陷阱》一“打上榜单”，潮水般的邀请便向我涌来。许多书店请我去签售，我都一一拒绝了。这并非出于报复。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写作上，况且图书巡回宣传也不是那么令人享受。不过，我始终忠于之前提到的那五家书店，这对我来说并不难，尤其是布莱斯维尔的那家书店。

第二年我带着《鹈鹕案卷》回归，之后又写了《终极证人》。到1994年《毒气室》出版的时候，我的签售会能持续十小时以上，每个人都忙得累死累活。我们改了规则，缩小人群规模，但一场场签售仍像马拉松一样漫长。于是我们最终取消了所有的签售会。过去几年里，每本新书出版后，我都会走后门偷偷溜进玛丽·盖伊的店里，签上两千本。这总共只用花几个小时，而且安静得多，我们都喜欢这种模式。布莱斯维尔城里流传着许多故事，我不止一次从中获得灵感来创造书里的人物。在那里我会拜访一下老朋友们，偶尔也会和我的母亲及三个姨妈吃饭。

布莱斯维尔历史悠久，盛产棉花，但现在正走向衰落，主街上的很多店铺都已人去楼空。但玛丽·盖伊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坚强意志一直维持着书店的运营。如今独立书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我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是否会有人来接替她的位置。她和她的一些同行在我职业早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帮助了其他许多菜鸟作家。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许多处女作恐怕都不会有出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