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美在呼救《孔雀的叫喊》写作笔记

虹影

1.我想写三峡，已经是十多年的心愿。有人问我，正官司缠身，而且初审输得太惨，怎么能很快写出新作？其实酝酿已经十多年，只是因为靠得太紧，反而找不到入手之处。这本书是题献给母亲的故乡。我六岁时曾被母亲送到那儿，当年如果我的母亲不是突发爱心，把我从农村接回重庆城里，让我上学识字，我恐怕也就是一个农村妇女，现在正看着水头上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世界最不少的就是作家。我是三峡的女儿，那儿有我的许多亲戚，我与三峡有切身感情的联系。我希望我的母亲河长江两岸的人民永远幸福。因此，我不得不关注三峡。于是我想象，一个真正的三峽女儿，自己一无所知。等到他发现自己生命的一切都以三峡为起点，会怎么想？这样，我就找到留洋归来的基因科学家柳璀，这个“陌生化”的经验中心。简单说，柳璀就是我。我回到三峡找自己的前身。这个柳璀虽然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却不是方方的父母那样的世代工程技术知识分子，我写的也不是《乌泥湖年谱》，我的主人公是峡区的小民，我关心的是生于斯死于斯的斗升小民。

2.我不是说人民了不起。恰恰相反，我是社会下层出生，知道“历史的动力”之类空话，背后隐藏的政治目的。我的看法正相反：人民是很糊涂的。在历史大变动的时刻，逢上刀兵烽火改朝换代，或是三峡大坝这种改天换地，人民几乎完全没有声音，他们想的是躲过灾祸，抓住眼前的温饱，分到迁移费。三峡上马派、下马派，都是知识分子。老百姓呢？眼前有利就行。《孔雀的叫喊》写的是小百姓的态度。一九九二年三峡工程通过时，被批评为祸川益鄂，淹了三峡，解除湖北水患。其实，当时鞭炮焰火，川江两岸最为热烈。为什么？好处就在眼前：四十年没有建设，地方已经穷透了。现在三峡两岸，全是双层蛋糕：一百七十五米线以上，真是富丽堂皇，下面却又脏又臭。小百姓马上搬进红红黄黄的奶油房子，立登小康，有什么不好的？我问美丽的三峡怎么办？从县长到街坊，都说：“再开发新景点呗！”我起先很生气，后来明白我这个“客人”没有这个权利指责。老百姓是糊涂而浅薄的，只看到眼前利益。无法否认这一点。

3.但是，人民又是智慧的。我说的是：世世代代的人民，历史中的人民。因此，我要寻找第二个切入点，拉长世代的差距，因此我找到了“度柳翠”的故事，用世代命运报应，拉开距离。转世报应，在这个科学时代，似乎荒唐。其实不然。正是世代相替，形成黄仁宇先生说的“大历史”。既然人类暂时不会绝灭，那么人类一直在不断转世。就全体人类来说，难道不是一代代在重生吗？如果只管一代，任何手段来得，几十年有效就行。政治，建设，基因技术，都是如此。转世报应恰恰否定短期效用的正当性。你可以说我这是比喻，但是佛教意义上的轮回，所谓Samsara，我也相信。但是不是中国式的报应。中国认为自己的子女，什么事情都能做。从转世轮回的观念来看，是弄错了。因为我的子女，孙儿孙女，绝对不是我的转世。中国人远远没有弄通一个基本的佛理：佛教并没有让我们对自己的子女负责。轮回转世，不是对自己的下一世负责，是对整个世界的后世负责。下一世的我，不是现在的我。主体换了。我不了解我的下一世，他不是我；下一世也不了解我，我不是他。但是我的作为，他要承受后果：可以说，这是佛教的“存在先于意识”。

4.因此，我推倒重来，改写了度柳翠故事，这个传说在宋元明流行了六七百年。冯梦龙《古今小说》有一个较长的文本。里面出来说化柳翠的，竟然是观音菩萨，而观音竟然是个妓女大姐。冯梦龙的写法给我启发很大。《孔雀的叫喊》妓女红莲的形象就是从中推演出来的，在小说中，红莲几乎是替人类赎罪的耶稣。镇反土改改造娼妓时有那么过火吗？现在看来，太普遍。后来长期胡乱整人的阶级斗争，只管眼前的政治阳谋，那个头就开糟了。我小时候的邻居就是一个被领出改嫁的妓女，我知道她的生活如何不幸，挨打受骂。妓女改造，当然应当做。但如果只管目的高尚，手段道德与否可以不管，看现在妇女的地位，当年的道德目的也没有达到。乐黛云教授最近在《万象》二零零三年一期上回忆与废名先生一起参加江西土改，被批评为“和平土改”，上面派来复员军人坐镇，一口气就拉出八个恶霸地主，全部枪毙，打出脑浆，暴尸三天。为了历史方向而不择手段，历史会转回来的。中国人一向太功利，加上西方概念的物质文明传承，成了现代化的历史推演线。在我看，整个中国至今孜孜于短期功效，结果浮躁折腾至今未停。我改写了度柳翠故事，不让柳璀给父亲丢脸恶报，而是在父亲所迷之处，让她终于有所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