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一九六四年八月下旬，二十九岁的我携内人玛丽，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带上五只手提箱以及希望能成为我发表的第三部小说的第一章手稿，在南安普敦登上“玛丽女皇”号邮轮驶往纽约。当时我在伯明翰大学担任英国文学讲师，获得了哈克尼斯联邦奖金，开始为期一年的休假，前往美国。这个了不起的基金会允许有幸获得此项奖金的人随意到美国任何地方开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唯一的要求是，受惠人必须花上至少三个月的时间周游美国，为此还给他们提供了一辆租来的汽车。我们先是在位于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市的布朗大学安顿下来，我在那里研究美国文学，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我们驾驶着崭新的雪佛兰轿车，开始了悠长自在的旅程，一路向西，最终到达旧金山。我们动身前，我已经完成了《大英博物馆在倒塌》，而且已有出版商同意出版。

这绝对是我在最短时间内写成的一部小说，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我不用承担教学任务，兼之美国之行总体上发挥了激发神思和摆脱羁绊的作用。但是这次创作相对较快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确信我抓住了一个大家相当感兴趣和关注的热门题目，尤其是（但不只是）对罗马天主教徒而言；而且据我所知，这个题目还没有其他小说家详尽探讨过——而我准备采用的喜剧处理手法肯定没人用过。这个主题就是罗马教廷有关节育的教义对天主教徒夫妇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教廷内部新近对这些教义发出的质疑。我希望小说可以在这个话题仍然广受关注的时候面世，并赶在任何别的作家还没有想要就此著书立说之前。

对于前者，我无需过于担心：罗马一直到一九六八年之前都不打算对这个问题一锤定音，教皇保罗六世在他那一年的教皇通谕（即《论人生》）中，重申了教廷禁止采用人工手段避孕的传统教义，结果引发了不仅对性爱，也对威权和良心等更为本质性的问题展开的激辩，并一直持续至今。尽管我在较近的一部小说《你能走多远》（一九八〇年）中也探讨了这一主题，但那是从更长远开阔的视角审视天主教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的发展变化的一种尝试，所以我想提醒读者，此次重印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首印于一九六五年，三年后教皇通谕才发布。不考虑这一事实，就很难理解两部小说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亚当和芭芭拉·爱坡比不是我本人和我妻子的化身，我们婚姻生活的境遇，我有幸这样说，和他们决无太多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佯称无关是徒劳的，还是得实事求是地说，倘若不是我们在婚姻生活的早期发现（跟我们已婚的天主教徒朋友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教廷允准的唯一节育方法，亦即被称之为节律或安全期避孕法的那一套，实行起来既无节律可言又不安全，徒增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也不会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在《你能走多远》中，当若干人物在小酒馆聚会时，他们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遵循那种令人沮丧、不便、无效、制造焦虑和紧张的规则”时，答案五花八门：有的说习惯成自然；有的说是神职人员的权力压迫；有的说是性爱的负罪感；有的说是对地狱的恐惧。这里我想提出另一个理由，《你能走多远》对此也许讲得不够透彻。那一代人中，但凡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坚持到教堂做礼拜，而且资质聪颖又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主教徒，都已立下某种生存契约：为了获得天主教玄学体系所提供的慰藉和恒定感，你就得接受随之而来的道德律令，即使它们实行起来有时是非人地困难和苛严。这一体系的强大恰恰在于它的巨细无遗、无所不包和绝不妥协的特征，所以在这一体系中被抚养成人者都认为，质疑其中一点就等于质疑它的全部，而在其道德律令中挑三拣四，公然藐视那些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难以执行的条规，就是不折不扣的虚伪。这种对大一统的苛求可能在英、美天主教中尤为典型——欧陆文化对于原则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更加宽容一些；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天主教徒“聚居区”中则更为明显。奥伯伦·沃(1)先生在对《你能走多远》的一篇充斥罕见敌意的评论中，在论及天主教对于性爱的传统教义时声称：“无疑，少数严肃看待这个问题的天主教徒觉得这些教义压抑不堪；而大多数抗命的天主教徒活得潇洒自在。”不错，从库姆·弗洛里宅邸和唐赛得学校的视角看上去或许如此，但是我可以向沃先生保证，在全国各地的普通教区中生活的“大多数”天主教徒可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