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相信有几个处于弱智低能状态的人到大英博物馆来看书。有人告诉我，其中有几个是被他们的朋友送到那里去打发时光的。

——卡莱尔

“原来，”亚当啃着一只苏格兰式煮蛋(1)说，“这些人是从中国来的某个文化代表团什么的；他们提出能否瞻仰一下卡尔·马克思的桌子——就是他在为《资本论》搜集资料时用过的那张。你知道吗，凯末尔，你给我留的座位是卡尔·马克思用过的？”

凯末尔正把脸埋在一品脱大的啤酒杯里痛饮，他想摇头，结果把几滴啤酒溅到了裤子上。

“我倒怕它会烫焦你这个诚笃天主教徒的屁股呢。”庞德说。

“启发你思考，不是吗？”亚当陷入沉思，“所有让这些座位焕发光辉的名臀：马克思、罗斯金、卡莱尔……”

“科林·威尔逊(2)。”庞德补充说。

“谁？”亚当问。

“你的老前辈，伙计，”凯末尔说，“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啊，那时大家都在写有关人类境遇的书，出版商们为了那些作品在书桌下你争我夺。”

“你会感觉只需坐在其中任何一张桌子前，”亚当接着说，“智慧就会顺着你的脊髓向上流淌。可从我体内智慧只会倾泻一空。就看今天好了，已经是午餐时分，可我啥事也没做。”

他们正在博物馆的小餐馆里，亚当、凯末尔和庞德。庞德是英语学校的全职老师，凯末尔就在那里教几节夜校的课。学校的创办人是个无赖，庞德被剥削得很厉害，可是亚当和凯末尔很难同情他，因为他钱赚得太多了。他和他的漂亮妻子萨莉，拥有一辆微型轿车，在诺伍德有一套装有中央供暖系统的半独立式房子，里面放着一张带四根床柱、铺粉红色缎子的卧床。庞德通常每星期抽一天与亚当和凯末尔一起吃午餐，或做点别的，以此来消除自己的仇外情愫，因为据他自己说，这既是他从事的职业造成的，也是一种职业犯罪。按照凯末尔的说法，他在工作时，外国学生都把他当成友爱的化身。

“那是因为卡尔·马克思是个犹太人，”他这才对亚当刚才的怨言做出回应，“你要做的就是换个位子。”

“对啊，”凯末尔说，“去找找切斯特顿用过的座位。或者贝洛克。”

“或者埃格伯特·梅利玛许。”亚当说。

“谁？”

“谁？”

“你们的老前辈，博物馆的黄金时代，那时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十字架。问题是，”他接着说，“梅利玛许很可能选了一个不带软垫的座椅，就是为了自虐。”

“那么那些中国人怎么样？”凯末尔问，“你跟他们说了些什么？”

“嗯，我只是鼓足勇气走到他们面前，说了……说了……嗯，说了两句，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这是我的座位，要么是，你们把我的书弄哪儿了，这时管理员走过来解释了一通，说是一直在找我，可我去给芭芭拉打电话了。”

“他总是在给妻子打电话。”凯末尔向庞德解释。

“噢，挺好；我偶尔也想给萨莉打电话。”庞德说。

“啊，那只是溺爱妻子。爱坡比患有神经官能症。”

“我不是神经病，”亚当说，“今天早上，我自己也曾这么怀疑过，不过后来否定了。当然，我必须承认，那些中国人着实让我担忧了好一会儿。”

“中国佬，”庞德说，“尽管大胆使用带有历史偏见的英文好了。”

“我得说，不管是谁拿走你的书，真够胆大妄为的。”

“哦，我明白他们的用意。就像扫墓之类的事情。”

庞德打了个激灵，凡是有人提到死亡，他总是这种反应，接着大口喝了些啤酒。

“管理员具体跟你说了些什么？”凯末尔问，“我想知道他确切的原话。他是说，‘我希望您别介意，有三位中国先生正在看您的桌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