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北京（代后记）

叶广芩我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听说我的祖先入关后即被朝廷安置在北京东城，后来虽然搬了几回家，可终没离幵过东四附近这块地界儿。按清朝典制，哪个旗在北京什么地方住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许随便乱挪。那时候的北京，东贵西富南穷北杂，风情极不相同。我们家人口多，规矩也多，我的袓父做过官，不大，似乎没什么本事和作为，是个很有脾气的老头。我们虽然将他呼之为老袓，但他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谁也说不出他的更多情景。与我同辈的孩子按大排行来排一共有十四个，十四个孩子（不算天折的〕没有一个能够见过他老人家，因为我们的年龄与他毕竟差距太大了。我们家庄在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里，后头有个小园子，长着枣树，十四个孩子进进出出看超来很热闹，外人瞅着也很煊赫，其实里头都是空的。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巳经六十多岁，六十多岁的父亲珥以说是个很老的老阿玛了，理所当然便对我多了几分惯纵和宠爱。父亲到哪儿去，参加什么活动都爱带着我，别人说我是他孙女，这话我很不爱听，我父亲也不爱听。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齐整的哥哥姐姐彳门大相径庭，这与我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后来叶家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文学创作，用他们的话说是属“不入流”的职业，这大约也是我的性情所致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家到了我这」匕已经压根谈不上什么规矩了，所以我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极设出息的不伦不类。

1968年我走出了北京，来到了陕西。陕西土厚水醇，民风古朴，这使我有了与京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再后来我到国外去留学，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又使我与中国文化彻底拉幵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这些无异于给我幵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

我从80年代幵始写小说，我写得很游离，是自己跟自己的游离，也就是说没有写进自己生命的体验。诸如我这次在这本集子中有意挑选的我早期写的历史小说《退位》，即是如此。我想让人们从这篇并不成功的小说中看到一个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过程和在创作上歪斜的脚印。那时候我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以北京文化为背景的作品从未进入过我创作视野的前台，可能与各种条件的限制有关，我回避了个人家族的文化背景，不光是不写，连谈也不愿谈，这甚至成为我的无意识。90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当然，更大的是我个人观念的改变。1994年从小说《本是同根生》幵始，这沖无意识被沖破了，家族生活、个人体验及以老北京的某些文化习俗，常常不由自主地进入笔端，这似平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

我是学医出身，对我来说，常常是思考多于写作。从文之后我还经常想到医学，甚至想将十六年的临床经验全部丟掉是不是值得。然而，医学给我的体昧绝不仅仅是治病救入，我由中医的辨证施治想到它的博大精深，遍阅人情与药理，深感二者的相通与相偕。中国人与中草药，无不与中国深厚的文化背景紧紧相关，在民族的血脉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调，蕴含着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品出的滋味。这一切，除了使中国的医学变得扑朔迷离之外，也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和难以测度。有药力达不到的顽症，也有医理讲不透的病因，这是黄连厚朴们所不能盖及的另一面，为此，我写了小说《黄连厚朴》。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像一把无形的尺度，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在改革幵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导致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这是我写《本是同根生》、《祖坟》，写《风也萧萧》、《雨也潇潇》等作品的初衷。我力图将对文化、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那座大宅院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扪这个时代一样是不司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向了我的作品。诚然，这样写作对我也是个排除各种心里隠患和情感障碍的艰难过程，应该说当前的改革幵放和宽松的文化环境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作契机。要说的是，这些对我烂熟于心却又尘封巳久的人和事，令我提起笔来比较得心应手，不觉枯涩。这些不能不说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在我走出北京以后又有了新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思考大概和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的亲人们巳经完全不同，有了很大差异。我是在写北京，写浸润在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事情，但我巳不属于北京，至少我的心态巳不属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