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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花一百万买俩孩子，还没到手就被抢了

2016年国庆期间，我正和周庸在俄罗斯度假，一个人接连给我打了几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李超，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嗓子有点哑：“我儿子丢了，希望你帮我找一下。”

我上一次见李超，还是2015年年初，我们俩一起吃火锅。他当时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做财务。他刚和老婆领了证，要办结婚典礼，来给我送请帖。

我问他做婚前检查了吗。他说没做：“不想做。”我问他为什么。

李超喝口酒：“怕丢人。就咱俩，实话实说啊，我怕我检查出精子质量不行。要是检查出个不孕不育什么的，太丢人。”

我说：“超儿，你是不是把简单东西想得太复杂了，婚检根本没有检查精子质量这一说！”

李超听我说完还不信，我只好掏出手机给他找证据。

李超过两天带媳妇去专业的体检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结果李超的身体确实没什么问题，但他媳妇却查出了点毛病——她的输卵管和子宫都有点问题，受孕概率将会非常低。夫妻俩都是爱孩子的人，伤心了几个月后，决定采取一种极端办法——代孕。

代孕在我国几乎变成了一项刚需。国内对代孕的需求很大，每年都有数万婴儿通过代孕诞生。而李超的孩子，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我最后一次和李超联系，是在2015年的11月，他经人介绍找到了一家能做代孕的机构。

我平时调查加写稿，很忙，他估计也没闲着，以至于我们俩近一年都没联系了（好像同学之间一年不联系也挺正常的），就偶尔在朋友圈互相点个赞。但接到他帮忙寻找孩子的求助电话后，我和周庸立刻买了当天的机票，坐了近八个小时回到了燕市。

一下飞机，我们立即打车去了李超家。李超家在一个超过十五年的老小区。李超去年搬到这边，因为这是对口小学的学区房，将来孩子上学方便。

我和周庸上了楼，李超招呼我们进屋，在客厅坐下后，他媳妇给我们倒了两杯水就回屋了。

我问李超他儿子怎么丢的，是否报警。

李超摇头：“没法报警。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没办，没法证明是我的，甚至没法证明这孩子是存在的。”

2015年10月11日，经人介绍，李超找到了一家叫圆梦生育中心的代孕机构。

李超到了生育中心。中心的经理很热心地接待他，向他咨询了情况，然后提出了四种合作方式，让李超自己选。

第一种是人工方式，也是合作双方最能够接受、最普及的方式，即在代孕者排卵期，男方体外排出精液，女方用注射器吸取注入子宫。

第二种是自然方式，即通过双方协商，在代孕者排卵期，发生非婚性行为导致怀孕。

第三种就是试管方式，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借腹生子”，由客户提供已经受孕的卵子，植入代孕者体内，这需要有资质的医院配合。

第四种是盲捐方式，即只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在有资质的医院提取。李超选择了第三种，试管培育受精卵，然后借腹生子——这能保证孩子的基因完全来自自己和妻子。

我说：“不对啊，这事就专业的医疗机构能做，但卫生部门又不允许医院干这个，他们是在哪儿给你们培育的受精卵？”

李超：“我也不知道。蒙上眼睛，开车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采集完精子卵子又蒙上眼睛把我们送回来了。”

我点头：“多少钱？”

“一百二十万。”

周庸：“这么贵！”

李超点头：“我们选了最贵的套餐。代孕的姑娘长相身高都不错，学历也是本科以上的。姑娘怀孕后能住在豪华小区里，有专门的保姆照顾。今年8月初，孩子生下来了，是个男孩。因为听说吃母乳能提高免疫力，我打算先放在代孕妈妈那里，吃几个月母乳再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