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一章 气象

蔡元培晓得废除中医和废除汉字一样,都是很过激的行为,正好李谕把问题巧妙引到了宗教上,于是说:“我认可李谕先生所说,甚至宗教问题是个比中医更要关注的问题。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么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说非宗教同盟的运动妨碍了“信仰自由”,那么难道宗教同盟的运动就不妨碍“信仰自由”了吗?现在的各种宗教,都是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来诱惑未成年学生的盲从。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世界,难道不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

“我宁可国人相信经验总结后的医学,也不想让他们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样对我们宣传科学与民主更加不利。”

鲁迅手痒点燃一根烟,然后说:“想提升国人之科学素养不是件容易事。连愚昧这一关都过不去,难啊!”

直到2019年的一项统计数据,中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只有8.47%!

这是个很让人吃惊的数字,任重而道远啊。

胡适说:“提升国民之科学素养以及民主素养、公民素养,应该继续增加报刊,不如我再办一份报纸?”

李谕说:“新闻界的人士已经在努力,我觉得对于我们学界的人来说,专心做学问才是上策,同时教授知识,办报就是下策了。”

胡适摇头说:“我做了几年学问,感觉只躲在象牙塔里声音太小。”

他不想做学问,而是去办报,后来北大许多大教授都估计是因为他做不下去学问了,也搞不出什么文学名堂。

胡适的着作比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国哲学史》嘛,结果只有上卷,(严格讲还有个中卷,但只有五万多字)。胡适的这本着作确实很有开创性,一直被当做民国初年许多学校的必读书目。

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确实太短了点。对读者来说,始终有种不完整、难窥全豹的遗憾,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

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谢家,做过秘书监。“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就是他说的。

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没想到他接着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了也。”

十几年后,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金岳霖直接说——“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

这是关于哲学的。北大教授、号称“现代庄子”的刘文典则评价道:“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哲学、文学。”

客观点讲,胡适的成就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的眼光可以,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领了潮流。

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不管旧学、新学,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他对西学的态度,差不多属于“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劝道:“我总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

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于是说:“为了社会,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

“是的,”胡适摊摊手,“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但我错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