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八章 侦探鼻祖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还有心理学家杜威。

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x 100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李谕立刻猜到是谁:“蒋梦麟?”

杜威点头说:“蒋是个聪明的学生。我更好奇的是,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

“我曾问他,纽约难道不好嘛?

“蒋说,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我又问,那你想一直留下吗?

“蒋却说,他必然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蒋告诉我,因为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

李谕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话,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学的。”

杜威把蒋梦麟叫到了办公室,李谕甚至没有一眼认出他。

一番介绍后,李谕才说:“恍惚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六七年,剪了辫子穿上西装,简直判若两人。”

蒋梦麟说:“我的辫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让它随波逐流而去。而且几年下来,我确实感觉自己变了个人。”

李谕说:“教育对人的作用就在这。”

蒋梦麟又说:“我还有个奇怪感觉,以前文章上都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自由,但我感觉正好相反。”

李谕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蒋梦麟道:“或许是我们在国内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权力制约。而在美国,我刚下轮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员和许多警察。”

李谕惊讶道:“你的观察力好敏锐,竟然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参透问题本质,学哲学和教育学太适合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