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2月初，我接到了有生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消息。

我有个朋友莉莎·惠勒，在费尔斯通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她告诉我纽约一家文学杂志《签名》的编辑要在拿莎楼做一场演讲。这份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了，但在当时，尽管发行量有限，还是颇受好评的。莉莎知道我想发表作品，就替我弄到了一张邀请函。她提议我在演讲过后和那个编辑聊聊，让他读读我写的故事。我不算害羞，但也不爱出风头，所以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不知道该做什么。最终，在劳拉的不懈坚持之下，我挑了三篇短篇小说，和简历一起放在信封里，然后将它夹在胳膊底下去了演讲现场。

***

我到的时候还早，边等边在楼前抽了根烟。礼堂外，铅灰色的空气里回荡着乌鸦的叫声，它们在附近的树上筑巢。

雪又开始下了，礼堂入口处的两只青铜狮子好像点缀在巨大蛋糕上的杏仁蛋白软糖，上面撒满了白色糖霜。一个穿着灯芯绒夹克，手肘处打着皮革补丁，戴着一条领带的男人走过来向我借火。他用一根骨质或者象牙做的长烟斗抽自己卷的烟，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烟斗，像个爱德华时代[1] 的花花公子。

我们攀谈起来。他问我怎么看这次演讲的主题，我坦陈自己并不知道演讲会讲些什么，只是想把自己的短篇小说给那位《签名》杂志的编辑。

“挺好的。”他边说边向空中吐出一团蓝灰色的烟。他蓄着细长的铅笔尖状的胡须，有点儿滑稽。“你的小说是讲什么的？”

我耸耸肩。“很难说清楚。我还是更喜欢有人读它们，而不是谈论它们。”

“你知道吗？威廉·福克纳[2] 说过同样的话。他说，好的书只能被阅读，而非被谈论。好吧，把它们交给我吧，我猜它们就在那个信封里。”

他自顾自地说着，我则被惊得目瞪口呆。

“约翰·M·哈特利。”他说，把烟斗换到左手，伸出了右手。

我握了握他的手，感觉自己出师不利。他觉察到了我的尴尬，朝我报以鼓励的微笑，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我递给他装着我的小说和简历的信封。他破旧的皮包就倚在我俩中间那个垃圾桶的金属柱上，他接过信封，把它塞进了皮包。我们抽完了烟，走进礼堂，没再说一句话。

演讲的末尾，观众的所有问题都回答完毕后，他悄声示意我过去。我走向他，他递给我一张名片，告诉我一周之后再联系。

我把这些事都告诉了劳拉。

“这是一个预兆。”她说，扬扬自得，确信无比。

她赤身裸体，坐在前厅角落里那张我临时组装的桌子上。她来回晃着腿，好让脚上刚涂好的指甲油快点儿干掉，同时拿一块皮革擦着眼镜的镜片。

“命中注定的事都是这样发生的，”她继续说下去，“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汇聚在一起，一气呵成，就像一篇流畅的散文一样。欢迎来到作家圈，理查德·弗林先生。”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我将信将疑，“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说选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抽空去读。也许它们早被丢在垃圾箱里了。”

她有点儿近视，不戴眼镜的话就必须眯起眼睛才能看清东西，这让她看起来很生气。她就这么看着我，眉头紧蹙，向我吐了吐舌头。

“别这么悲观嘛！悲观主义者总让我精神紧张，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小时候不管何时我想尝试新事物，我爸就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我和梦想之间有多少克服不了的困难。我想这就是我15岁时放弃画画的原因，尽管老师说我天赋异禀。后来我第一次去法国参加国际数学竞赛，他警告我说评委会偏向法国选手，所以别抱太大希望。”

“那他说对了吗？他们真的偏袒自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