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的往事》

在传记作者的笔下，詹姆斯·乔伊斯常常被描述成一个冷漠、厌倦、消极悲观、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家；而写作《尤利西斯》时的乔伊斯则又多少有点玩世不恭（天知道他在这部旷世奇书中故意设置了多少陷阱，让后世的教授和学者伤透了脑筋）。所有这些标签组合成了詹姆斯·乔伊斯的世俗形象，这个形象与作者本人所宣称的国家观念、宗教态度和处世哲学倒是颇为契合。乔伊斯在言论上对于国家观点的淡漠是众所周知的。有关他的宗教态度，他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曾借助戴德勒斯之口，把天主教称为coherent absurdity（有条理的荒谬），而基督教称为incoherent absurdity（混乱的荒谬），关于他的处世态度，消极、悲观与机巧、圆滑只不过是一个处世方式的两种表现形式，其实质是遗世独立，清高自守，孤傲而冷漠。

乔伊斯在写作《都柏林人》的时候，他的人生道路似乎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不管怎么说，二十岁的乔伊斯对他眼中的世界产生这样的观感（我们知道这种观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生哲学正左右了他的一生）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在读完《都柏林人》之后，我曾经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障碍使他的情感无法逾越，什么样的因扰那么早就抓住了他脆弱的心，使他精神状态陷入空前的危机。当然，我们也可以将同样的问题抛给《悲痛的往事》中的达菲先生。

叙事者在这篇小说中的陈述：达菲先生有一种构思自传的奇特习惯，时常在自己的脑子里组成一个关于自己的短句，句子的主语虽说是第三人称，传主只能是他本人。《悲痛的往事》所采用的也是第三人称，这个叙事者与乔伊斯本人又有多少联系呢？

在达菲先生的辞典中，平庸、现代化、自命不凡是同一个概念，所谓的中产阶级当然是“愚蠢”的同义语。他们把本阶级的道德观念交给警察，把本阶级的美好艺术交给歌剧团的经理。如果我们认为达菲先生生来就与中产阶级过不去，对他们的庸俗趣味不屑一顾，这是不符合实情的。因为达菲先生对社会底层的工人也同样没有什么好感，在他看来，这是一群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种的空谈家，甚至对于乞丐，达菲也感到十分厌恶，他从来不给他们任何施舍，他时常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下一些费解的句子，比如说，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由此看来，达菲先生并非只是讨厌生活中的某一类人，而是讨厌所有的人，不是厌恶生活中的某些趣味，而是厌恶生活本身。为了与这个世界斩断一切的联系，他似乎也只有离群索居这一条路了。这个世界是否存在着达菲先生所喜欢的事物呢，他认为就是“过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去”或“往事”是乔伊斯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概念，往往意味着幸福的回忆，但这个概念实际上是非常抽象而空洞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乔伊斯只是在某种象征的意义上使用它，用来反衬“现实生活”的绝望与无趣。在达菲先生看来，他内心的绝望感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世界的与人的精神的双重“混乱”。为了与这种无处不在的混乱相抗衡，他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建立起个人的“清洁”与“秩序”，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希望在无望的人间建立起上帝的天国，而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奋斗与抗争，耗费在整理自己的居室的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代偿行为”，也是一个充满反讽的寓言。他的房间越清洁，他个人心灵的自闭壁垒也就越厚重；他自以为是的步伐越坚定，他内心的迷茫感也就越深刻。他看上去忙得很，工作，看书，写作，参加墓地遗体告别仪式，在圣诞节访问他的亲戚，甚至他还去剧院听音乐会，他这样做似乎只有一个目的，避免自己处在“闲暇”之中，与其说憎恶“闲暇”和无所事事，不如说他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